中國共產黨歷經苦難輝煌，走過百年歲月，而今又整理行裝再出發，踏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在這新的百年求索開始之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過去，不能忘記過去那些偉大的革命先驅。

為了這不該忘記的記憶，我們一行近日專程前往光澤縣寨里鎮大洲村，瞻仰在中共黨史上留下了閃光一筆的“大洲國共談判”舊址，追憶那戰火紛飛和青春燃燒的歲月。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圣跡，是偉大新四軍一處誕生地啊!車行山間，窗外青山撲面。人坐車中，那些曾在這塊土地上演繹的動人故事，就像電視劇一樣，奔來眼底。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此時，以黃道為首的中共閩北分區黨委和軍分區，依托武夷山脈的崇山峻嶺，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孤軍奮戰，采取“獨立自主靠山扎”的戰略戰術，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1936年6月，崇安縣(今武夷山市)嵐谷成立了中共閩贛省委，由黃道任書記。1937年2月，閩贛省委機關由崇安遷到大洲村附近的豬母崗，利用豬母崗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開展山地游擊戰，粉碎了駐光澤國民黨七十六師的“圍剿”。在輾轉征戰中，黃道從一張包鹽的報紙上看到“西安事變”國共合作的消息，決定以民族大義為重，團結抗日，與國民黨談判。于1937年9月底10月初，在大洲村舉行“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國共談判，并達成協議。談判結束后，中共閩贛省委、省軍政委員會領導機關也下山，由豬母崗遷到大洲。一個月后，長期堅持革命斗爭的閩北和贛邊紅軍游擊隊陸續下山，前往江西鉛山縣石塘鎮集結，經過整編擴軍，發展到1300多人。就這樣，一支雄師勁旅，一支抗日圖存的新銳力量，便從大山深處，以大洲談判為出發點，奔赴了抗日戰場的前線。

站在大洲村頭的山崗上遙望，大洲談判舊址位于大洲盆地的南側，一座小木屋緊挨著山邊靜靜地孤零零地孑然獨立。林際線邊緣暗紅色木屋在蒼茫茫的群山綠野之間格外奪目，仿佛是蓋在青山長卷中的一方血色印章。屋后的南山密林依舊，一派原始森林的景象，一如既往地庇護著黃道等革命先賢的戰斗足跡。

圣跡在前，我們一行整理好心情，肅穆虔誠地向舊址走去。舊址正門上方懸掛“大洲談判舊址”燙金大字匾，題字者正是當年談判的主要代表黃知真，他曾是中共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入門正廳板屏上是大洲談判簡介，黨旗下面擺放的是紅軍用過的物品、文件和當年談判的桌子、條凳等。兩廂側房為展室和陳列室，收集整理了一批大洲談判的資料、圖片、實物，如實反映出當時談判的史實。睹物思人，在這里瞻仰學習，重溫歷史，了解閩贛地區黨和紅軍為爭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歷史，對同仇敵愾，抵御外侮的民族大義，這感受是強烈的、鮮活的、直觀的。

在參觀過程中，最令我崇敬和好奇的，便是黃知真的身世。黃知真是黃道的長子，1920年10月出生，江西橫峰人，1931年參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大洲談判時任閩北分區兒童局書記、閩北分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在談判時，黃知真雖然頭頂著幾項職務，可滿打滿算，他不過是一個未滿17歲周歲的孩子，按當時的營養條件，應當還處于發育期，并未成年，放到今天也就是一個在校的高中生而已。

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稚嫩的肩膀可以擔得起談判的歷史重任?

當時黃知真雖然未滿17歲，可他1927年僅7歲時便隨父親黃道參加贛東北起義，13歲入團，15歲入黨，已儼然是一個有十年革命史的“老革命。”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主力離開根據地長征，方志敏也在率領紅十軍先遣部隊北上時被捕犧牲，南方蘇區進入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革命隊伍中有人動搖，有人叛變，年少的黃知真卻在深山密林的游擊戰中錘煉成滄海橫流，“挽狂瀾于既倒”的革命英雄，載入青史的“弄潮兒”。

黃道之所以派出黃知真作為我方代表主持談判，固然是因為看重他機警聰慧、立場堅定，也善于辭令。一方面是向國民黨表明中共閩贛省委和他的誠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他寧愿自己的兒子去冒險，也不愿其他干部遭受隨時可能發生的傷亡。這是一個黨的領導人、紅軍領袖，也是一個父親對革命、對國家做出的歷史擔當。歷史有驚人的相似，黃道本人也是17歲時在南昌二中求學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創辦了江西最早的進步組織“改造社”，踏上革命的之途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黃道、黃知真這對虎父虎子，都是在17歲的花樣年華中躍身歷史的洪流“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

為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救國，與敵開展大洲談判，本身就是做為革命家的黃道對歷史做出的擔當。

紅軍長征北上，黃道率部上山打游擊后，一直與黨中央失去聯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開之后，人在大山深處的黃道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銳，意識到國內形勢已發生急劇變化，立即召開閩贛省委會議，作出《關于開展反帝抗日斗爭的決議》，號召“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論職業、團體、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別，一致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民族戰爭”。并于1937年3月7日率先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在遭國民黨軍事“清剿”、經濟封鎖，幾乎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能夠作出如此精確判斷并果斷采取組織措施，這在南方八省各地游擊根據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證了這位革命天才的政治頭腦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及共產黨人勇于擔當的博大情懷。在三年游擊戰中，黃道身為省委書記，同樣要經受饑寒交迫的生存考驗，肚子餓得咕咕叫，只能夜宿山上數星星。在如此艱困之中，這位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北京師范大學的高材生曾作《無題》詩一首：踏火歸來又赴湯/只身亡命是家常/東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兒各一方/烽火稍憩農夫舍/索得濃茶作膽嘗。這首“馬背上”的詩作，在字里行間無不表達了他鐵一般的革命意志和擔當，也不難看出他作為一名文學青年展露出的才氣。

青山依舊，斯人已去，血色擔當，山高水長。黃道父子在那個“踏火歸來又赴湯，只身亡命是家常”的處境里，所做出的血色擔當，慷慨悲烈，雄沉壯闊。他們將赤膽忠心鐫刻在大洲的青山綠水之中，永載青史。對于后來者而言，心中不禁要叩問歷史：他們何能如此?

1961年8月，毛主席見到黃知真的第一句話“啊!知道真理的人來了”道出了個中的奧秘。認識真理，追求真理，實現真理，正如《國際歌》中所唱“滿腔的熱血已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這便是這對虎父虎子的初心所在，也是這對革命父子成為民族精英，國家棟梁的力量之源。使命呼喚擔當，正是秉持了這不忘的初心，方成就了他倆行進在紅色道路上的不朽傳奇。

(林淑英 作者單位：光澤縣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