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林則徐的記憶和認知，大多定格于虎門銷煙、廣東禁煙。這固然是他彪炳史冊的光輝篇章。然而，倘論林則徐為官生涯，貶謫后的經歷，無疑更是其人生華麗的一頁。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國人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認為虎門銷煙是中國人對他們的挑釁，朝內妥協派如穆彰阿、琦善也誣陷林則徐“因同英國交涉不當，招致事態嚴重”，而當時的清廷又沒有還擊之力，便去談判議和，于是禁煙的倡導與執行者林則徐便成為了“替罪羊”。盡管林則徐兩次上奏辯解，但是膽小懦弱的道光帝在英國的逼迫下，還是流放了林則徐。

縱觀林則徐一生，落差甚大：從威震四海的禁煙功臣到發配邊疆的“罪臣”，堪為千古奇冤!從1840年9月至1842年3月，林則徐先后經歷革去兩廣總督職位查辦、以“四品卿銜”赴浙江軍營效力、廣州戰敗革去“四品卿銜”遣戍伊犁“效力贖罪”、改遣開封協助王鼎治水，最終還是于1842年8月從西安啟程，一路向西，經秦、隴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戍途。身邊沒有前呼后擁的衛兵，唯有兩個兒子和七輛馬車同行，飛沙走石，闖關過隘，年近花甲的林則徐足足走了四個月才抵達伊犁。

“沙礫當途太不平，勞薪頑鐵日交爭。車箱簸似箕中粟，愁聽隆隆亂石聲。”

“天山萬笏聳瓊瑤，導我西行伴寂寥。我與山靈相對笑，滿頭晴雪共難消。”

林則徐在西戍途中所詠的這兩首詩，既寫出了一路艱辛，又坦陳了滿腔樂觀。這一時期，林則徐創作了大量詩篇，幾無貶謫詩中常見的頹廢低沉的情感、怨天尤人的浩嘆以及囿于個人進退的傷感，流露的則是行坐如常的清朗心情和面對現實的豁達胸懷。

在流放伊犁最苦難最落魄的三年多時間里，林則徐位卑不忘憂國，拖著年邁孱弱的身軀，為新疆建設嘔心瀝血。道光帝命林則徐勘測荒地，他親歷庫車、阿克蘇、葉爾羌等南疆八個城，風餐露宿，車馬勞頓，“西域遍行三萬里”，終于完成了任務，但最后上呈勘測報告時，卻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因為他是“罪臣”。他繪制了新疆的邊疆地圖，明確向伊犁將軍布彥泰提出“屯田耕戰”，加強邊防安全，堪稱我國近代“防塞論”的先驅。每到一地組織民眾興建水利，沿江修筑運河，由他親自設計修建的“林公渠”至今還在灌溉著農田;他積極推廣的“林公井”(坎兒井)，如今依然造福百姓。林則徐后來還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材料托付給一代名臣左宗棠。跌入人生低谷的林則徐并沒有因為貶謫而碌碌無為，虛度余生，相反戍邊給了他繼續演繹精彩人生的舞臺，彰顯出他靈魂中最為深刻、最為本質、最為華美的意涵。誠如自云：“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餓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如果說，林則徐虎門銷煙是時勢造英雄，那么，流放新疆則是危難見本色。大功獲罪，高位跌落，按常人常理揣度，林則徐似乎更有理由怨恨、消沉，更易產生放棄、絕望，但是，他直面厄運，選擇了忍辱負重、舍身為國。一個人尤其如林則徐那樣屢建功勛、屢獲殊榮的高官，處于順勢而砥礪前行容易，但陷于逆境而堅守慎獨委實難矣!在逆境中頑強生存，依然腳踏實地、仰望星空，有所作為，更多地有賴于其基于理想目標的主觀選擇，取決于其個人意志和品質。林則徐正是歷經了百般磨難和巨大挫折，才活脫脫標示出他意志的強度、理念的深度和生命的高度，才凸顯出他人格和靈魂中固有的那份偉大、那份高尚和那份可貴。有史學家評論：“如果把林則徐的人生比作是一出戲的話，那么，戲的高潮恰恰是他被流放伊犁的那段經歷。而以往的輝煌與顯赫，似乎都是為此所作的鋪墊和積累。就像瀑布，其精彩動人之處，并非上游河水的浩蕩，也非中間斷崖的陡峭，而是水到斷崖處，那奮不顧身的縱身飛瀉。”斯言誠然!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在西安啟程伊犁前告別妻兒的詩句，是他愛國情感的抒發，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寫照。林則徐正是有如此的胸襟和擔當，才會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相繼調任陜甘總督、陜西巡撫、云貴總督后再立新功，五年后暴卒，留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先賢遺風。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