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牙”，乃舊時市井百姓心目中官員之“狗腿子”是也。如此稱呼，自然是譏中帶貶，多含不屑。也不能怪，即便在所謂的“有識之士”，如文學家、史學家們的筆下，“為官之爪牙”這一特定群體似也有著統一而丑陋的漫畫式臉譜。正像作者白德瑞在《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之扉頁所摘引的清代官員屠仁守所痛陳的，“良法美意壞于奸胥蠹役”。然而，白德瑞并無意于去虛構一部《官場現形記》式的諷刺文學作品。身為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其欲充分利用清代巴縣檔案中的豐富素材，通過此部脫胎于博士論文的“法學史”著作，嘗試去打破人們的“慣性思維”，去超越那些將清代縣衙吏役簡單描述成為虎作倀的反面人物的模式化表達，從而更加全面、科學、深刻地理解他們所扮演的時代角色，并進一步思考他們的活動是如何影響到清代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關系。

盡管小說中、詩文里，抑或熒屏內、戲臺上，“爪牙”們的形象總是那么不堪，那么令人痛恨和不齒，但地方縣衙吏役的日常生活圖景究竟如何，他們的真實面目，他們的欲望追求，他們的命運浮沉…………終是一個待解的謎團。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書吏與差役，皆是那朝那代基層社會運行和帝國統治不可或缺之人。

作為“法外”之非正式人員，他們總是依傍于知縣而存活，這倒有點兒類似于今天的“臨聘”人員，無正式編制，活兒卻是實打實地做著，如書吏之謄抄與草擬文書、承辦公務，以及處理各種訟案;差役之征收賦稅、維持治安、司法運作等等。如果說“八字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那些書吏和差役真的那般險惡，貪腐成性，那么普通人如何可能前往縣衙去打官司呢?

事實上，中國著名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教授在他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所做的研究中已經揭示，在清代，有相當數量的普通百姓前往縣衙打官司。“在晚清社會那種伴隨著人口增長、社會分化與商業活動擴張性發展而不斷加速的社會經濟分化過程當中，地方上的民眾完全有各種自己的充分理由到衙門打官司，且盡管當地的許多民眾毫無疑問地會遭到衙門吏役需索案費的掠奪性行為之擾害，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地方衙門吏役收取案費的通常水平，要比清代官員與精英們筆下夸張描述的那些所收錢財數額少很多?！币籽灾?，如果縣衙這一帝國官僚機構的最低層級被貪得無厭的吏役所充斥，那么整個清帝國的眾多縣級政府何以實現持續運轉?所以，換種眼光，換個角度，去探尋，去深究，確有必要。白德瑞并不否認一些衙門吏役存在濫用手中權力的腐敗行為，但其難能可貴之處，恰在于以檔案資料為依據，以科學考證為補充，通過辨析史料提供的矢量信息，來“挑戰”人們對衙門吏役的刻板印象，從而探討吏役在維系帝國統治與基層社會運行中的“合理性”。專業角度而言，此書“不僅在瞿同祖等前輩們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礎上做出了創新性的學術推進，而且揭示了迥異于馬克斯·韋伯所描畫的現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種行政行為模式”。

全書自第一章“非法的‘官僚’們”始，至第七章“不可或缺之人的正當性”終，嚴謹、詳實又生動地還原了清帝國統治下“一日不可無，一事不能少”的書吏與差役們的本相。白德瑞尤其指出，吏役們的做法被定性為腐敗，完全是因“這些行為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由于正式行政制度的缺陷而不得不然，故而它們盡管表現為一種腐敗的形式，卻是一種內生于正式行政制度本身之中的腐敗，若無這些行為，則清代的各個地方政府將無法運轉”。亦可言，書吏與差役們創制并奉行的名目繁多的慣例、規矩與程序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在彌補著由于缺乏正式通行之法令所造成的空隙。

也正是基于 “那種從法律角度嚴格加以界定的腐敗標準，無法幫助我們深入理解清代地方衙門的吏役們許多從法律角度來看屬于非法的行為之慣例性特征與功能性價值”，白德瑞才力圖穿越那一段橫亙在清代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法律規范與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之具體實施間的距離，從書吏與差役的日常行為來探究當時的地方衙門的運作方式。

為激發更多讀者能較為輕松地理解歷史學、法學等學術面貌下的官僚制度、國家與社會之關系等社會科學專業知識的興趣，作者不僅列舉諸如牟澤周書吏生涯的跌宕起伏、金氏族人的榮辱興衰、民壯戴榮等被革除后欲重返衙門、糧班總役胡泉與同班領役裴盛之間的糾紛案等縱多史料故事，還附以大量表格、歷史圖片及“巴縣衙門各房的差務分工”“案費章程與三費章程”等多則檔案材料，以期對中華帝國的晚期歷史進行全方位的透視，對“爪牙”們的是非功過也能更客觀、更立體、更透徹地去審視，去品評，去思索…………

(劉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