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傳統文獻里，“權利”一詞可謂源遠流長。如《荀子》《史記》《鹽鐵論》均有論及，但其意為權勢與貨材;《商君書》中的“權利”則是指“權衡利害”。法學概念的“權利”(Right)一詞最早是由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于1762年在《社會契約論》(又譯《民約論》)中提出來的。它體現“主權在民”的理念，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Right”一詞引進中國，首先歸功于林則徐。1839年，林則徐奉派為欽差大臣到廣州主持禁煙時，為了掌握夷情，了解各國的現狀和動態，以制訂出交涉的策略，大量收集西方有關外交的法律制度，其中就有瑞典著名國際法學家埃默里克·德·滑達爾《萬國法;或適用于各國和各主權者的行為和事務的萬國公法和自然法原則》一書中的相關內容。他囑屬下譯員袁德輝摘譯，并由美國傳教士伯駕修改定稿，定名為《各國律例》，以此作為對英外交斗爭的理論武器。這部分譯文后來被魏源輯錄于《海國圖志》。

吊詭的是，《萬國法》一書中含有正當性和自主性的“Right”一詞在《各國律例》中卻譯成了“道理”，等于只譯出了其道德的“正當性”的特質，卻缺失了主體的“自主性”的意涵。其實也無需苛求，《各國律例》純粹是基于對外，罔顧內求，當時林則徐的思想認識停留在維護王權，除此之外，不可能還會有其他的“權利”。王權是排他的、不能分享的，按照中國傳統，天子受命于天，天下獨占，地位獨尊，決事獨斷，既然是“家天下”，那么，出自維護王權的“道理”即是具有“正當性”，何以再考慮民法與民權上的“自主性”?因此，以“以夏變夷”“以夷制夷”為指導思想的林則徐壓根兒就不會想到“Right”的“自主性”，即便是“正當性”也是置于傳統儒家倫理層面考量的。

鴉片戰爭后，中國雖說打了敗仗，與列強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作為一個主權國，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處理“夷務”的總理衙門，開啟了對外交涉的第一道窗口。它與西方國家的接觸頻繁、沖突增多，亟需了解和運用國際法則來妥善處理外交事務，這是清廷上層開明人士所孜孜以求的。1863年夏，清政府與法國交涉時遇到困難，總理衙門大臣文祥便請美國公使蒲安臣推薦一種為西方國家公認的權威性國際法著作，此議得到主政總理衙門的恭親王的全力支持。幾乎同時，于1850年來華任美國公使通事的丁韙良致函蒲安臣，想將惠頓(曾在歐洲任外交官20多年，回國后任哈佛大學國際法學教授)的名著《國際法原理》(丁定名為《萬國公法》)中有關戰爭、敵對措施和封鎖、禁運等內容譯成中文推薦給中國，以迎合清政府與西方各國外交事務的需求。所見略同，一拍即合，悄然實現了從《各國律例》向《萬國公法》的拓展。1864年8月，《萬國公法》由總理衙門奏請從關稅中撥銀500兩資助出版，旋即，這本東亞第一本國際法學的書籍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翻刻刊行。而丁韙良譯介《萬國公法》，在中國贏得聲望，被清廷聘請為同文館國際法總教習。

作為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在中國生活了60多年，堪為清末在華洋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國通”。他的“雙向譯介”，即：向中國輸入西方文化(如《天道溯源》《西學考略》等)，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如《中國的傳統與詩歌》《漢學菁華》《中國的覺醒》等)，構成了近代西學東漸、漢學西化的重要內容。尤其是《萬國公法》的譯介，促進了中國外交理念近代化的形成，為清廷處理外交關系提供了法律依據。丁韙良經過反復斟酌，將“Right”一詞直接譯為“權利”，這在中國可謂是一個首創。丁韙良在《萬國公法》中以“自主”來翻譯西方的主權觀念(“邦國自治自主之權”)，使“Right”既有道德的“正當性”的本質，又有主體的“自主性”的內核，正是丁譯對“權利”的主體進行了轉換，才使之作為《萬國公法》的關鍵詞而具有普世價值并獲得與其相應的法權形式。

雖然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已將“Right”譯為“權利”，并為康有為、梁啟超等沿用，但之后這一近代政治思想的新詞還是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如嚴復在1898年漢譯《天演論》時，致梁啟超《尊疑先生覆簡》中說：“唯獨Right苦于此字無譯”，他既認為袁德輝譯為“道理”顯得“淺陋”而不予認同，也批評丁韙良譯為“權利”是“以霸譯王，于理想為害不細”。經過一番推敲，他終于“以‘直’字翻Right尤為鐵案不可動也”。他在《群己權界論》中，將“Right”分別譯作“民直”“天直”，前者取代“人民權利”，后者取代“自然權利”。

值得欣慰的是，對“Right”一詞，歷史并沒有接受嚴譯，丁譯“權利”成為了耳熟能詳的一個法律術語，并潤物無聲般地融入了國人的政治生活之中。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