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需要文化的潤澤。當法律遇上書法，《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會組合編碼出什么效果?這誠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江必新所言：實屬法界之罕見，書壇之僅遇;誠為審美之盛宴，精妙之雅集也!

翻開法治日報社組織編輯的《書·法》，在江老師那支如同“夢中傳彩筆”寫就的妙到毫顛的《“書·法”賦》里，我們仿佛可以看到書法家們創作時揮毫作文的場景：“千人書寫，情態迥異。筆墨紙硯，或為道具;甲骨金石，亦成載體。毫端隨腕，峰回路轉;云煙落紙，繽紛旖旎。露藏逆順，方圓長短各有情;疾徐提按，濃淡枯潤自成趣。抑揚頓挫，落筆無聲勝有聲;蹲跪立走，行止進退皆神氣。欹正俯仰，蛟騰龍起;呼吸顧盼，鸞飄鳳棲。輕重虛實，氣韻如微瀾余波;縱橫捭闔，意境似霞燦云逸。”我想起了《淮南子》里說的：“昔，倉頡作書，天雨粟，夜鬼哭。”《書·法》的出版，也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它的力量在于通過千余名中國書法家與法典的連接，賦予它以生命和靈魂。

民法典共7編1附則、1260 條、10 萬多字，是我國法律體系中條文最多、體量最大、編章結構最復雜的一部法律。對于這樣一部厚重法典的深入解讀必然會觸及它賴以成型的文化基因。它不僅來自現代民法文化，更是從偉大的中華傳統文化中來，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民法文化整合的創造性升華。中國書法是各種語言文化中唯一以實用文字書寫，升華為一門藝術的文化體系，點畫之間維系和包涵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文化體溫。可以說，書法的最高境界和法律的終極目標、此“法”與彼“法”的理想境界是高度一致，殊途同歸的，都是為了實現規范、和諧等。

書法最初的功能是記事、指意。上古的文字有甲骨文、石鼓文，再到后來的鐘鼎文，也就是金文。甲骨文主要刻在龜甲或牛的肩胛骨上，石鼓文是刻在鼓一樣的石頭墩上，金文是鑄造或雕刻在青銅器上。到西周后期，文字基本形成了一個風格體系，就是大篆。秦朝統一文字，把各個諸侯國的大篆統一成秦國的寫法，后世就稱之為小篆。從小篆又發展到漢代的隸書，隸書這兩個字的意思是抄寫文書的“官員體”。

在宋代活字印刷術還沒發明之前，古代中國法典都以書法進行書寫頒布。比如，《周禮》記載著“懸法象魏”之制，就是將國家法條律文于王城宮門兩側懸而布告萬民。還有，公元前536年鄭國相國子產命人將刑書鑄于鼎。而漢代對民間的法律宣傳主要采用“扁書”形式，“扁書”是把律令內容刻在木板上，懸掛起來讓百姓能夠知曉。唐宋時期用粉壁來進行法律宣傳。粉壁，通常位于人流聚集的地方，把國家律令的具體內容寫在墻壁上來進行宣傳。

中國傳統普法活動中，書法之氣的起承轉合、韻的連綿相屬，無不裹挾在法條書寫的抑揚頓挫、回環往復之中，形成了法典中的書法的別樣意蘊。如，“小篆”承接周文化，在秦以法立國的大背景中獲得文字觀念的正當性;“隸書”作為漢代官方書體，具有典正人倫、規范道德修身的意義;“草書”在漢末興起意味著突破代表制度規范的“隸書”，并在追求“勢”與“自由”中形成書法藝術的另一面。在唐朝，隨著《唐律》的頒布，一個以仁政為理念、以律令為制度保障的律令社會再次形成，它強調標準、規范。因此，楷書呼之欲出，隱含在“楷書手”“五官楷書手”“楷書郎”這些負責正定文字、抄錄經典和書寫文書的“刀筆吏”之中。

想到這里，我不禁有些領悟。我認真讀著《書·法》，書法以橫豎撇捺的千姿百態活在法條中，“或簡古拙樸而老辣，或天真靈動而俏麗，或挺拔遒勁而恢宏，或俊秀優雅而飄逸。偶見鐵劃銀鉤，力透紙背;時有流電崩云，驚飚迭起。此處水注澄潭，魚躍鳶飛;彼岸月印千山，鶴息鴻。”(來自《“書·法”賦》) 此書，非書。書法不僅是技法，還是歷史的一部分，更是人類生命的一部分。它與法典之間形成的文化約定，呈現了書法與法條之間更為本質的精神密碼。所謂“不激不勵，而風規自遠”，那些沉、穩、重、實的線條表達了法典“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思想，那些寬博、雄強、豐腴的書法線條表達了“建設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法感情，而提按頓挫、疾徐迅緩，錯落有致、濃淡枯濕、虛實疏密等藝術手段，則體現了“實體和程序并重”的法技術，它們在神采飛揚間釋放法與時轉、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站在中華文化的肩膀上，《書·法》煥發著中華法律文化的現代光輝，具有超級文化輻射功能，在民法典普法體系中起到鏈接、節點功能并形成內容極其豐富、底蘊極其深厚的文化集群，彰顯了民法典宣傳的中國傳統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為世界民法典體系的構建和宣傳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