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入海——讀傅高義《鄧小平時代》

人生之中，那種目光無法完全抵達的觀看，所使用的不是眼睛，而是心靈。心靈通透了，一滴水可以觀大海。反過來，汪洋大海也可以看成是一滴水。傅高義是美國漢學研究學者中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也被認為是東亞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閱人無數，傾盡十年心力撰寫了《鄧小平時代》。他述往事、追源頭，不是完全站在一個中立第三方的角度，冷冰冰地觀察研究，而是懷著純粹的好奇心還原當時情境。他的格局和共情能力，讓《鄧小平時代》的內涵與外延多出一種賢哲意蘊。

《鄧小平時代》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國驚險崎嶇的改革開放之路作了全景式描述。全書人物、事件眾多，既有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人相互關系的細致解讀;又有對三中全會、權力過渡、中美建交、政改試水、經濟特區、一國兩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決策的深入分析。作者雖然身為美國人，卻奔波華夏數千里，從廣安、太行，到江西、北京，探尋走訪，力求細節，力圖使人物言行符合歷史情境。此書一面世，即被學界譽為鄧小平研究“紀念碑式”的著作。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學傳統。自孔子以來，中國歷史學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視當代史的研究與表達。不論是孔子筆削《春秋》，還是司馬遷著《史記》、班固寫《漢書》、司馬光編《通鑒》，歷史學家盡管都會記錄歷史，但其真正興奮點無不在于當代，在于給逝去的時代一個說法。

傅高義先生稱，他寫的《鄧小平時代》，不是歷史，而是時代。《鄧小平時代》雖然是以鄧小平的個人經歷為線索，但實際上作者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史。從1977年到1997年，從73歲到93歲，給鄧小平的時間只有20年。他深知，改革是拯救中國的鑰匙，就算要承受被誤解的痛楚，改革也勢在必行。他以多年積累下的深廣人脈和對體制超乎常人的把握，與阻礙改革者博弈，既不屈服于保守勢力，也不完全妥協于民意，辦成許多在當時看來想了也想不到，想到也不敢做的事，為沉睡了幾百年的中國打開了通往世界之門。

中國歷史上有兩種類型的變法，一種類型叫效率型變法，還有一種叫活力型變法。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變法，春秋時代的層層分封的財富分配體系被商鞅全部拆掉，把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老百姓、每一粒糧食都鑲嵌到這個國家的戰爭機器上，所以秦國馬上變得富強起來。自下而上的活力型改革，我們有一本好教材，就是由鄧小平開啟的，中國人現在還在經歷的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人們常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你研讀此書，會發現改革開放并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摸著石頭過河演化出來的————正因為是演化出來的，它才這么偉大。而這個演化的過程，之所以這么穩當，沒出什么特別激烈的大問題、沒犯什么崩潰性的大錯誤，就是因為它是自下而上的演化。

鄧小平著名的三論：貓論、摸論、不爭論。貓論就是白貓黑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摸論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就是不要爭什么意識形態、是是非非。其實這個邏輯是可以倒過來理解的：首先，不爭是非，咱們別說改革藍圖已經描摹好了，是一個什么樣不知道，不爭是非。得到群眾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第二步，就是他的心中始終想著長遠目標，但愿意采取一些過渡措施，大家分別去摸，摸到過河的那個就不錯，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白貓黑貓，你就是那個逮著老鼠的貓，我再給你判定你正確。就這樣，推進、鞏固、再推進，讓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冒著風險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升了生產效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了轉變，產業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到了1980年，鄧小平是這么說的：“‘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一年翻身”，這是鄧小平的原話，也是當地的實情。沒有應用任何新科技，僅僅把分配制度變了一下，就能達到這個效果。

這種事情恰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經驗，就是先不爭是非，讓它去試，試好了我再事后追認，讓整個改革往前走一步，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的一個樣板。

在農村改革獲得成功之后，鄧小平因勢利導，及時把效率優先、鼓勵先富的原則引入城市。改革開放從沿海到內地，從局部到全國，梯次向縱深發展，產生了神奇的創造力量。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提升，社會面貌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敏銳地提出和闡發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決策和論述：對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時代特征作出新判斷，及時調整外交政策，制定新的國際戰略;對基本國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論斷;闡述實行改革開放與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關系;制定“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改革開放的發展目標;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等等。這些重要的思想觀點、決策，規劃了改革開放前進的科學化法治化軌道。

鄧小平不僅是理論家，更是實干家。他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和解決問題，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開啟了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當代中國的法治基礎，更鑄造了當代中國的精神高度，使一個古老而年輕的國家徹底摒棄了傳統的治理手段，進入到了法治文明的新時代。所有這一切，就像百川入海，匯入中華民族寬廣的胸懷，在更加宏闊的時空維度中思考民族復興和人類進步的深刻命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砥礪前行，以不可阻擋的步伐昂首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更加美好的新時代。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