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共青團工作，也是一名研究農村轉移人口問題的博士生。那時，“五五”普法剛啟動不久，懂法律又懂農村轉移人口問題的人鳳毛麟角，學校鼓勵我多做一些社會普法。我做了大量的文獻搜集、社會調查與個案訪談，結識了數以百計的農村轉移人口朋友，他們向我傾吐所憂所樂、所思所求。有一次，有一個企業請我去給農村轉移人口作法律講座。本以為沒有多少人，誰知一看嚇一跳，滿滿一禮堂的年輕人。為了宣講效果，我站著講，講到一半時，突然停電了，沒有麥克風，只能靠嗓子。好在我準備充分，又比較了解情況，2個小時下來，全場竟然鴉雀無聲，直到講完才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開法治講座，是農村轉移人口朋友給了我最大的鼓勵。

博士畢業后，我調到福建省司法廳法宣處、依法治省辦工作。在領導和同志們的指導和幫助下，我參與“六五”普法的全過程。普法計劃、工作總結、工作匯報等都包了。我還參與了福建省依法治省重大政策文件、重要文稿的執筆、統稿工作。2013年7月，廳里組織全省司法行政基層干部培訓班。廳黨委很重視，專門開黨委會研究具體事宜。有個課程是踐行政法干警核心價值觀。多方聯系不到老師，相關部門點名讓我準備一下，7天之內拿出講稿。我用5天時間就寫出了3萬多字的講稿，有理論有事實有數據。還自己乘車，輾轉到了培訓班所在地泉州市安溪縣，圓滿完成了講座任務。還有一次，福建省社科聯相關部門找到我，希望我在福建省圖書館“東南周末講壇”作個市民普法巡回講座，我沒有推辭。我知道，“東南周末講壇”被譽為福建的“百家講壇”，在這里普法可以實現乘級效應。于是我以“日常生活中的法治觀念”為題講生活中的法理，通俗明了，老百姓聽了很滿意。每次講完，我都被他們圍住，咨詢我大量關于繼承、公證方面的問題。老百姓對法律知識了解并不多，但有很多現實生活中的需求。我連續三年在福州市鼓樓區西湖社區開展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區創建，給西峰小學編寫普法教材，聯合廳關工委開展中華魂系列讀書活動，搭建了青少年學法演講平臺。每年有100多名社區青少年參與其中。我在幾所福建省高校作“當代青年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講座。有一天，福建省發改委“湖東講壇”負責人找到我，說救場如救火，明天晚上無論如何都給省直機關干部講法治課。我熬夜寫大綱，第二天，拿著六張紙，把《國家工作人員的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講了2個小時。現在想想都不可思議。我給來自新疆、西藏的司法行政干部、各地市的公務員法律法規培訓班上《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法治的重要論述》課。新疆、西藏同志們特意向組織部門致謝，直呼過癮，不枉此行，加深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理論、法治實踐的認識。2021年國家憲法周，我應邀到三明市、三元區、梅列區宣講“習近平法治思想與法治政府建設”，得到基層干部的熱烈歡迎!

我奉獻著、快樂著。我去學校、各地市、街道社區，總帶著厚厚的調查問卷，留出15分鐘的交流提問時間。我到各地的監獄、戒毒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區矯正基地、安置幫扶基地、司法所、派出所、綜治辦等，總不放過向接觸的每一個人員提問的機會。2014年，我總結了廈門市、福州市“誰執法誰普法”工作經驗，在全省推廣。還總結了漳州市青少年普法項目化運作經驗，設計論證了福建省依法治省評估系列文件等。我如饑似渴學習法律知識，經國家批準，我進入福建師范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師從李建平教授從事法治福建建設研究。我得到了法學界、經濟學界諸多泰斗級教授的指導，多次在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委黨校等學術論壇作關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主旨報告，完成了中聯部下達的老撾代表團普法宣講講稿。

這本《初心》是我在司法行政系統五年時持續探索與苦苦思考的結果。記得我剛入職司法行政系統時，各地好心的同事們告訴我，地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理論含量不多，不用花心思去研究，只要做好行政事務就可以了。可我就是一根筋。我利用休息時間偷偷收集數以百萬計的相關材料，我自費購買能接觸到的所有法治出版物。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我看到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法制宣傳學》，真是欣喜若狂，把書店僅存的二本書都買下來。我不認這個對理論研究的“傲慢與偏見”。我害怕“書生老去、方有機會”。我害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置身局外。我經常為了寫文章、到基層上課、備課，不見朋友、不聚會，盡量減少社交活動，有一種“沉入生活的水底”的感覺。我在想，改革開放40年，變化的是什么，不變的是什么，應當改變的又是什么?當我們都在談論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時，我們無法回避重提對學習、對歷史傳統的敬畏、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堅守，這是我們的初心。

本書收錄了我過去五年間寫就、發表的一些法治建設文章，以及在各地、各單位普法的講課內容。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和文稿涉及領域眾多，有普法宣傳、地方依法治理、價值觀傳播、法治精神、法治改革、法治評價、法治人物等內容，構成了法治建設的現實根據、歷史維度和意義源泉。本書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跨度也很大，但在方法上卻是非常單一的。就是以人本視角去說明法治文化建設、普法宣傳、地方依法治理。法治文化作為一種認識活動時，主觀性極強。對于“認識”的認識如果是單純功能主義立場有簡單化、形式主義嫌疑。而人本立場可以傳達意義，可以揭示因果聯系，認清法治文化建設中的“人民”的認識主體、實踐主體和價值主體地位。人本立場可以讓人保持視野開放，同時對當前工作實踐進行不斷的反省和調整。我知道，這種闡述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寧愿把這種嘗試視為一種有益的開端，深入反省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以激起一定的討論，能有更多的法治理論、實務工作者參與其中，為全面依法治省形成更為清晰的理論自覺與實踐緊迫感而砥礪奮發、奮斗不止。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