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故事》

[法]安妮·埃爾諾 著

郭玉梅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談到她的代表作之一《一個女人的故事》時，態度鮮明地表示：“我這里寫的既不是傳記，當然也不是小說，可能是介于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某種東西。我的母親出生在下層社會，她一直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我按照母親的愿望進入了這個掌握語言與思想的世界，我必須將她的故事寫出來，為的是讓我在這個世界里不覺得太孤獨和虛假。”

一般認為，《一個女人的故事》屬于自傳體小說，它使用第一人稱敘述，“我”既是敘述者，又是女主人公，以真實平實的口吻講述了出身貧寒的“我”與母親之間既親近又隔膜的復雜情感，寫實性地再現了法國“二戰”后時期下層百姓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讀她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她就是要用一種平實的語言記錄下社會歷史真實的一幕。

戰爭時期，下層百姓的生活非常艱難，許多人破罐破摔，自甘貧窮，但“我”的父母卻通過不懈奮斗慢慢改善了自己的生存環境，并把他們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唯一的女兒“我”身上，節衣縮食也要把女兒送到當地最好的、只有有錢人才上得起的私立學校。女兒得到獎學金去國外留學，被周圍所有的人羨慕，這一切使他們對另一社會階層的生活有一種莫名的仰視，同時為自己的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令人傷感的是，當女兒真正地實現了父母親的“夢想”，進入到人人羨慕的社會階層時，卻與父母產生了無法調和的隔膜，永遠地和那個她出身的世界分離了。由于親人之間不再有心心相印的理解和心靈上的溝通，女兒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難以理解的痛苦之中。《一個女人的故事》以這樣一段安妮·埃爾諾少有的抒情文字收尾：“我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正是她和她的語音，她的手，她的動作，她的一顰一笑，把現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聯系起來。現在我失去了我與我出生的那個世界相聯系的最后一根紐帶。”

讀《一個女人的故事》，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作家熟悉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了解下層貧民共有的社會心理特征，明白如何從人們的生存環境出發去解讀個人心理活動，并揭示其社會動因。安妮·埃爾諾的目光始終盯著社會的人，竭力表現個人心理活動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內在邏輯。在她的作品里，個人和社會的維度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運用個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大大拓展了傳統女性文學的視野，從而使她的作品不再僅僅是個別女性生活的實錄，而成了時代和社會的一面鏡子。

安妮·埃爾諾的作品大多短小精悍，像《一個女人的故事》不到5萬字就解決問題，實在令人佩服。換了我等拙劣的寫手，沒有二三十萬字打不住。在這部敘述者和主人公合而為一的中篇自傳體小說中，讀者看不到波瀾起伏的復雜故事情節，也看不到驚心動魄的宏大敘事場景，有的只是對日常瑣事的淡淡回憶。隨著一個個充滿生活氣息和生命活力的細節展示在讀者面前，生活的底色也呈現出來了。這正是安妮·埃爾諾作品的高妙之處，值得細細咀嚼。

像周作人那樣寫平實的文章，像弘一法師那樣寫稚拙的書法，都是很高的境界。安妮·埃爾諾的作品也被公認為語言自然，簡潔流暢，樸實無華，不事雕琢。她從不使用冗長復雜的句子，也很少使用具有夸張色彩的形容詞和修飾語，她說：“女性小說中近乎瘋狂地使用那么多的形容詞，如傲慢的神態、陰郁的聲音、嘲諷的口吻、尖刻的語氣等，我想不出現實生活中我周圍的人有哪一個可以被用上這樣的詞匯來修飾。我覺得我一直是在使用著這種當時很物質化的語言來寫作，而不是用當時我沒有、也不可能有的詞匯來寫作。我永遠也不會體會到運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運用文體修辭的喜悅。”這給我們很大啟示：平淡不等于泛味，簡潔的白描或許更精確、更有沖擊力，當然也更檢驗作家的功力。

（何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