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特別喜歡讀宋史。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是群星璀璨的時代，朱熹、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等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文化巨人，也都是讀書人。以前真正的讀書人，都是終身學習者。他們的法律修養也往往被作為帝制時代的典范而贊譽有加。有關他們的法治故事，我們可以打開這本《中國法學史》(第二卷)。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轉折期，宋代法律活動在中國封建法制發展史上具有獨特的魅力和地位。作者經過細致地稽考鉤沉、爬梳整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將這些重要的制度再現出來，恢復其本來面目。我是看得連連感嘆：這真是一個了不得的書籍，架構恢宏，又不失于嚴密細致。作者以立法、法學教育、法學活動等為中心，分別討論了宋代的法學世界觀、律學發展、判例法研究、法醫學發展、重要著作以及主要法學人物的思想，為我們學習研究相關問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線索。

作者在書中介紹了宋代法學作品《宋刑統》《洗冤集錄》等13部書，包拯、歐陽修、蘇洵、王安石等52位宋代法學家。這不是一個人的世界，而是無數人的世界。這是讀到這本書的一個“好”。我們看了太多帝王將相一個人的世界，難得讀到一本講“無數人”的書。

我們先來看看歐陽修的成就，他在政治、歷史、文字、金石學等領域都幾乎做到頂尖水平，他是歷史學家、文物研究者、倫理學者、鑒賞家、藝術評論家、哲學家、詩人等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并且對法律也很有研究。他提出頒布詔令必須慎重、法律必須穩定、賞罰必須與功罪一致等思想。他還發現了“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的才華。他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關于蘇軾，他有“讀書萬卷不讀律”的名句，其實這是一個誤會。在緊接此句之后，還有“致君堯舜知無術”這一句。蘇軾對法律也發表了不少深刻的見解，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在于教化和禮治。在禮和法的關系上，雖然他主張“禮者本也，法者末也”，也不否認法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認為“立法”和“任人”是治理國家的兩柄，除了使用賢人之外，也必須有好的穩定的法。再者，他還提出了“厲法禁，自大臣始”的賞罰平等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著名的法律改革家，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言不足恤”思想的人，被列寧喻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司馬光肯定過王安石的變法政績，也批評說：“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蘇東坡則更多從藝術上肯定王安石，寫道：“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說的是，王安石藝術上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據說蘇東坡曾去王安石家做客，王安石從自己的二十四櫥書，上中下三層，讓蘇東坡任取一冊，不管前后，隨便念上下文，他都能接上。

王安石在立法、執法、法律教育和法律思想等方面均有建樹。他提出要變更不合理的法度，主張“立善法治天下”。同時，為使制定出來的善法能夠切實執行，強調依法治吏，選拔賢良人才。為了提高官吏的法律水平，他大力改革科舉制度和考試制度，加強律學，發展法律教育事業。

宋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保留和傳播中華悠久文化創造了條件。1981年，美國譯出一部中國宋代的著作，全名《洗除錯誤————十三世紀的中國法醫學》。該書中國版原名《洗冤集錄》，美譯本副題為譯者所加。從遠古到十三世紀，西方沒有人寫出法醫學著作，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著作。在許多人印象中，歐洲國家的法制似乎一直比中國先進，可是，寫出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的卻是中國人宋慈。

宋慈出身官宦世家，曾四度出任提刑，每次都“循行部內”、奔走于山嶺水涯，“雖惡劣處所，轍跡必至”。他一生勤奮，“博聞強識，善辭令”，60歲時發愿著書《洗冤集錄》，其目的是“示我同寅，使得參考互驗”。“則其洗冤澤物，當與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洗冤集錄》被譽為司法檢驗人員的“金科玉律”，對后世司法檢驗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包拯是北宋時期著名的司法和監察官員，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有名的清官，其“執法嚴明、鐵面無私，清正廉潔、剛正不阿，關心民苦、為民請命”的形象，得到民眾的高度贊譽。在法律理論上，他強調國家制定法律要“于國有利，于民無害”;法律制定頒布后，必須保持其穩定，慎法守信，法存畫一;國家進行賞罰時，應當“賞德罰罪，在于不濫”;治理民眾時，盡可能以德治教化為主，省用刑法;強調國家治理的關鍵在于治吏等。

從法治視角看,古代中國是一個法治疏漏甚至缺失的“縫隙社會”,這一社會表現為無法所及、法外難及、有法不及、及而不力四種樣態。運行于社會之中的特殊主義地方性規則與普遍主義國家規范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導致了“縫隙”的產生。宋代士大夫在法律活動中融入“人文精神”與“德性原則”，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法治中的“縫隙”，使宋代法律發展呈現出近世化趨勢，其法律文明具有鮮明的特色：法制目標上強調“立善法”與國家興衰的辯證統一;制度內容上體現出創新性與傳承性的辯證統一;推崇禮法并用，刑事法與職官法發達;堅持人本思想，嚴格審慎的法律適用，對宋朝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這是本書讀來的另一個“好”。

中華法文化內涵豐富，價值極高，澤被四鄰，不僅是國之瑰寶，更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在研究當代法治問題須深入深厚的法律文化之中，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處探究前人法律思想、法制建設、司法實踐中的閃光點，可服務現實，裨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