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書前面的文字是序，它有書余的性質，有些序讀來別有一種輕松感。序，大多請名人為之，這無可厚非。

序是為書而寫的，讀作者本人的序，能產生親切感。自作的序因作者經了“生產”的“苦痛”，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寫來更能觸及痛癢。汪曾祺的《草花集》，一篇篇寫得如白云舒卷、清泉隨形，書的《自序》又有一種似乎漫不經心的綽約風姿。他由草花的尋常談起，說到自己這本集子中的散文，輕松自然，令人品味再三。

序是古典文學中一個特殊文體，可以追溯到南朝梁代，時蕭統編《文選》已有此一體。左思作《三都賦》時沒有引起世人重視，當時皇甫謐比左思名氣大，于是左思就把自己寫的賦給皇甫謐看，謐看后“稱善”，欣然為之序，這就是造成“洛陽紙貴”的名人效應，這件事《晉書》上有記載。

序的寫作心理起源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話古今同理。現代人不管是序人還是人序皆可謂文人相親的作為。曹丕的“文人相輕”為后人所誤解，他對建安“七子”中早逝的“四子”陳琳、徐斡、應、劉楨十分看重，自己出銀子為他們的遺作結集，也應為之作序的。再如劉禹錫為柳宗元文集寫序，那因柳宗元病故前以“遺草”相托;白居易撰《元少尹集序》，不但因為元宗簡是他的朋友，而且宗簡臨終遺言：“遺文得樂天為之序，無恨矣!”此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序事感動著歷代文人并形成了文學界的普遍風氣。

我對序的印象來自《蘭亭序》《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滕王閣序》等名篇，前兩篇更被奉為千古書學之祖。也被《滕王閣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等無盡名句所傾倒，斯為序亦為傳世美文。一些為傳世典籍所寫的如《尚書序》《毛詩序》，更有“自序”中著名的《太史公自序》與上面的為文而作的序有所區別，前人以“述集所由”來說明序作用，雖顯籠統卻道出了序的要旨。

從皇甫謐序左思《三都賦》算起，序的歷史已延續了1700多年，有一個頗為滑稽的現象就是越到后來序越多，明末清初，詩文集的刊刻激劇增多，多到如《荊川文集》所說，凡“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死后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甚至宮里的“太監”“閨閣”的千金也出詩文集。此事前所無有，被有識士詬之“絕是可笑者”。書多序也多，明清之際的錢謙益可謂作序“專業戶”，在明時應人請而寫的《序》有40篇，入清以后《有學集》里的《序》更多達53篇，創出古代名人作序的最高記錄。

如今無書不序無序不書。自費出版更使得書籍的質量良莠不齊，然名人和非名人們照序不誤。這一點前人有好榜樣，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有一個很生動的比方，他說：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為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老人家懇切地勸告人們，你如果單單為出名而出書，就像一不小心掉到井里，而如果為這種人出的書寫序，那無疑是落井下石。這句話告訴我們，書，不要隨便出;序，不可任意作。

我喜歡讀序，好的序可作文論讀，可作索引讀，可作傳記讀，可作美文讀。

（王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