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舊制的輝煌與消亡——讀羅新《漫長的余生》

《漫長的余生》

羅新著

北京日報出版社

對于1500年前的古人來說，86歲的人生確實足夠漫長。從這層意義上說，生于公元466年，此后在北魏皇宮生活了56年的王鐘兒，確實有足夠時間遠遠地觀察抑或道聽途說北魏“子貴母死”舊制的那些血雨腥風。

本書中，羅新教授以王鐘兒的眼睛去看她身處其中的時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宮女都還原為具體的人，看到他們面對權力時的喜悅、疑懼、張狂、絕望…………隨著王鐘兒人生故事展開的，還有從獻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歷史，當然也有被時代的驚濤駭浪席卷的許許多多人。

王鐘兒三十歲被擄至平城時，獻文帝年僅十五，軍國大權全在皇太后馮氏手里。“先后以宮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為撫育兩代皇帝的關鍵人物”的王鐘兒，恰好經歷了“子貴母死”舊制大發淫威的“高光時刻”。相較于皇宮里那相互廝殺的殘酷爭斗，王鐘兒的命運多舛只是小巫見大巫。

“子貴母死”舊制在北魏的興起始于道武帝，百多年先后八位太子生母因這一舊制丟掉了性命。與當初道武皇帝擔心“外戚干政”的出發點明顯不同，此后力推這一舊制的，反倒是道武帝當初最擔心的那些對象，比如王鐘兒時代所經歷的常太后、馮太后、大小馮皇后等人。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有人力推，就有人極力反抗。最后成功推翻舊制的是宣武帝，但前面多位皇帝的努力反抗顯然作了鋪墊。早在道武帝時代，拓跋嗣因母親賀氏被殺而逃匿。因殺馮太后寵臣李奕，遭到“嫡母”馮太后威逼的獻文帝在18歲時便將皇位禪位于年僅五歲的孝文帝。按照羅新的分析，獻文帝的禪讓更像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苦肉計————此舉從權力結構上看，似乎更有助于拉大馮太后與權力中心的距離。而孝文帝通過持續與馮太后對抗，終與馮太后達成了某種默契，“那就是子貴母死僅限于皇長子，其他皇子的生母不僅不得加害，她們還可以親自養育自己的兒子。”羅新教授認為，“就回歸人性而言，這畢竟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舊制”最后得以推翻確實存在一些偶然因素。與獻文帝、孝文帝等人出生后便從生母身邊奪走不同，“孝明帝出生后，由宣武帝親自安排養于別宮”，也就是說宣武帝最先邁出堅決廢除“子貴母死”舊制的實質性步伐。

羅新教授不只是關注宮廷傾軋，還有一些溫暖的記憶，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宮廷的血腥文化有所平衡。王鐘兒死前孝明帝曾親自探望，死后朝廷為其舉辦了隆重葬禮，并由專人撰寫墓志，在羅新教授看來這絕非偶然。“宮女的法律地位遠比普通農民低下，但她們更靠近權力中心，因而也更有可能偶然地成為權力的一部分。當然，絕大多數宮女不會有墓志，只有那些在巨大的不幸之后又幸運地在宮女中爬到某個位置的宮女，才可能獲得官費安葬甚至刻寫墓志的優待”。

書到最后愈發沉重，王鐘兒就像是湮沒于朝廷暴力爭斗中的一葉孤舟，她的出現與否似乎對改變力量走向無關緊要。書的最后，羅新教授引用田余慶先生的話說：“猶以田余慶先生的這些話發人深省、余韻悠長：‘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過程中，殘酷的暴力是催化劑。暴力鑄成了許多傷天害理的罪惡…………子貴母死的研究給我一種認識：野蠻孕育文明;同時也給我一個疑問：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使用殘酷的暴力手段，難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蠻殘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無從作出答案。’”

歷史從來沒有腳本，文明進程本身也是一種摸索。本書長期隱身的主人公王鐘兒，只能算是一個安靜地位于宮廷一角的歷史見證者，她可能從來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高壽幫她見證了一個舊制的覆滅，從而也見證了田余慶先生筆下的“文明孕育”。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