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有多遠—— 讀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回顧這十幾年的讀書經歷，我的閱讀更多是帶有實用目標，很少有那種放松的心情，因此也很難進入一種輕松自如的讀書境界。就像學者所說：“有人的命就是替人讀書，因而常常無法享受閱讀的愉快。如果他受畢生之苦，甘之如飴，非要別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勞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

在法律史領域，瞿同祖先生《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可謂扛鼎之作，他的寫作意圖是朝向幾千年的時間層壘，朝向十幾億人這個質量的慣性。一本《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400多頁，我斷斷續續讀了5年多。每次讀它，都停留在了前言部分。這種每隔十幾頁就想讓人放棄的閱讀大山，要么是在學生時代為了寫論文而莽撞去翻，要么是遭遇了某種精神困境去翻。這段時間利用出差候機、會后空閑時間，我一鼓作氣把它翻完了，禁不住長出一口氣。

關于此書，我的讀書經驗是如同剝洋蔥。第一次讀時只能剝最外面的一層。這些信息包括作者的訊息、著作的基本內容等。瞿同祖先生是歷史學家，湖南長沙人。《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創作于抗戰時期，由其在云南大學與西南聯合大學的中國法制史和社會史講稿改寫而成。《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主旨有兩個：一是研究中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二是討論中國古代法律自漢至清有無重大變化。全書共分為五個章節：家族、婚姻、階級、巫術與宗教、儒家思想與法學思想。全書又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前四章，中國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現在家族主義和階級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核心和中國社會的基礎，也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制度和秩序。第二部分為最后一章，涉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從中國法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看，儒家和法家影響最為深刻。

剝到第二層，就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旨趣所在。從《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各章節的名稱上看，這是一部從下往上看的歷史，從家庭這一微觀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國人樸素、傳統的家族觀，進而投射到整個社會治理上。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在家族中以父權為核心形成一個以血緣為度量的同心圓，構建家族內部秩序，而婚姻關系則使得各個獨立的同心圓產生交集，形成長幼親疏格局。在家族之上，整個社會則是由階級構成，形成一種尊卑上下格局。每個個體在這一社會結構中都有自身的位置，或尊或卑，或主或從，或貴或賤，每個人都有一個專屬自身社會地位的烙印。

所謂三綱六紀，不僅試圖調節君臣、父子、夫婦這三對基本社會關系，而且也按照儒家思想，明確指示出了宗族、家庭、師生、朋友之間分別應當遵循的道德關系和交往方式，可以說對古代中國社會所能夠形成的各種人類關系形式無一例外都做出了規范。而名教制度是儒家思想的基石。當齊景公詢問孔子治國之道時，孔子給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箴言，意思是只要每個身居其中處境的人，都像一個國君應有的樣子為人君、像一個忠臣應有的樣子為人臣、像一個父親應有的樣子為人父、像一個兒子應有的樣子為人子，那么自然就天下大治了。儒家名教思想，用現代哲學的話說，就是認為只有首先將客觀世界在頭腦中形成的概念加以澄清，將概念之間的關系理順，找到概念所指的事物應當具有的理想狀態，使其完全符合儒家經典所描寫的樣子，客觀世界才能隨之改變。哲學家馮友蘭認為，儒家名教制度，頗類似于希臘哲人柏拉圖的理念論思想。正在通過將抽象的名詞及其相互之間的理想化表達出來，儒家才在具體世界之外建立起了人、事、物應當遵循的法度和準則。在這個意義上，儒家經典不失為古代中國版的《理想國》，而名教制度也從根本上為社會關系和個體行動指明了最終的努力方向。小至于家，大至于國，“等級”二字成為構筑中國社會之核心所在。“法”與“禮”結合，成為維護這一有序的等級結構的工具。

書讀到此處，再向里剝就要進入到價值觀層面。那么，什么能接得住這個今天仍難以超越的法制史巨著呢?我認為，唯有時間!更嚴格地說，是古代傳統文化賦予我們的時間感。歷史的遠去，無數的時間像翻書一樣，不斷將文明的新信息疊加在舊信息上。后世的人們重新審視歷史時，應該從多種角度透視歷史的重重迷霧，應該獲得比當時人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冷靜的心態，獲得比當時人更加深刻的結論，并開掘出他們未曾認識及不可能認識到的潛在意義。

瞿同祖先生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運用法律社會學方法，把“法律之內”拓展到“法律之外”，強調了法律與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的關系。法律不是孤立靜止的存在，而是在與社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地塑造與被塑造。因此，只有充分了解法律的社會背景，才能理解這些法律的意義和內涵。五千多年的中國文明賦予中國社會深厚的法文化底蘊，孕育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對人們適法取向產生了獨特的價值導向。在瞿同祖先生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主從之爭成為回蕩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一段交響曲，其中涉及儒家“禮法合一”與法家“一斷于法”的主流之爭持續了幾百年，經歷了“儒法之爭”的相互攻訐到“儒法合流”的默契認同，后經整合始成定式，成為古代中國進行法律治理社會的指導思想，其中一些思想已經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如我國憲法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規定，是對中華法系“德主刑輔”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我國刑法的“死緩”等制度，是對中華法系“斬監候、絞監候”制度的創造性轉化;我國民法典關于民事活動主體“兩戶”的規定，是對中華法系重視家庭、家族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等等。

永遠有多遠?那是幾千年幾萬年幾十萬年，那是一種被時間化的距離，其實也是咫尺之遙。中國傳統法文化，經過數千年風雨歷練，無聲無息地深植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內在于中華民族與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傳統與現代在此歷史相遇并守望前行，必將在新時代大放異彩。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