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衛靈公》有一句話：“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意思是說，有教養、有德行的人能夠安貧樂道，不失節操;而如果小人身處逆境，就容易突破底線，胡作非為。

“固窮”的君子，歷史上真不少見。最典型者如孔子的高足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如此窮困清苦的生活，顏回也忍受得了，而且打心眼里沒當回事。這意志，確實令人不服不行。古代的許多隱士，也是因為可以“固窮”，所以真真切切地歸隱去了。比如春秋時期的賢士黔婁，盡管家徒四壁，卻甘于清貧，不為高官厚祿所動，視榮華富貴如過眼煙云，成為后世稱頌的對象。東晉詩人陶淵明在《詠貧士》一詩中贊道：“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氏，其身上不也體現了這種“安貧守賤”的氣節嗎?

能夠耐得住清貧的，還有歷代諸多清官。最著名者如海瑞，一輩子沒吃過幾次肉，死后辦喪事的錢都是同事們湊的，真是窮得夠震憾。春秋時期楚國的孫叔敖，雖然貴為令尹，功勛蓋世，但清廉簡樸，家無積蓄，臨終時連棺槨也沒有。被康熙皇帝贊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在江南身居高位卻“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被江南民眾稱為“于青菜”。于成龍在兩江總督任上病逝，家里的東西少得可憐，僅在床頭放著一個裝有一件綈袍的陳舊竹器，以及幾只或盛了一點粗米，或盛了一些鹽制豆豉的瓦罐而已。這些清官之所以令后世敬仰，正是因為他們身上確實具備難能可貴的品格。

現在時代不同了，物質生活完全今非昔比，不管是哪個群體，都不至于窮到先前那個分上，自然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清貧，故意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苦哈哈的。生活條件好起來了，適當享受一下無可厚非，社會發展的目的，本來就是讓大家的日子越過越好嘛。

但是，即使全民小康了，“固窮”的精神并沒有過時，依然有現實意義。尤其是對公職人員來說，學學先輩們的操守，磨練自己的意志，還是很有必要的。否則，一不小心便可能把握不住方向盤，讓自己走上邪路乃至翻車。

有這么一個案例，讓人看了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某干部大學畢業后，分配在一個典型的清水衙門上班。在這里，獎金不如別人，福利不如別人，分房子不如別人，“社會地位”自然也不如別人。這名干部因為生活窘迫，多年來感到抬不起頭，內心充滿了無奈。直到有一次，他在單位內部挪了一下崗，居然有了一點點小權力。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收到了平生第一單“好處”：某個和他們單位有業務往來的小老板，送了一箱桔子給他。就這么一份不起眼的“禮品”，讓他激動了好幾天，感慨了好多回，從此知道人間原來“別有天地”。再后來，由于偶然的機會，這名干部有幸調到一個相對“強勢”的部門。從此，渴望權力與財富的他，利用單位的光環，在外面想方設法撈取好處，就像一只不知饑飽的動物，不把自己活活撐死不罷休。最后的結果，自然是前功盡棄，換得牢獄之災。

對于這樣的干部，我只能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覺其人可憎可悲又可憐。人窮志短的他，自然不是“君子”。但即便是凡夫俗子，也未必要走到這一步吧?許多比他更窮的人也沒這么貪婪、這么不要臉面呀。一個人內心卑微成這樣，精神上怎么也立不起來，也難怪他不把尊嚴當回事。

這個干部的主要問題，當然還是出在其自身上。他不能坦然面對貧窮，甚至“窮怕了”，更糟糕的是只怕窮而不怕法紀，所以變成了一個“窮斯濫矣”的“小人”。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案例出現，所以，我認為，時至今日，“固窮”仍是每個人需要面對的話題，不管是“君子”還是“凡人”。其實，無論是哪個時代，“君子”與“凡人”也許并沒有太分明的界線。“凡人”多堅守幾天便可能成了“君子”，“君子”稍遲疑片刻也可能退化為“凡人”。在金錢財富面前，大家都應有個大方向沒問題的價值觀，這樣才可經受考驗，避免出現類似的人間悲劇。

何以“固窮”?首先要有“君子”人格，不可有“小人”行徑。對自身來說，也就是要不斷修身明禮，砥礪品行，樹立正確的“三觀”。未必對每個人都提“大公無私”的要求，但起碼應做到“公私分明”，不收受不義之財，不接受嗟來之食。這一點，我相信，只要基本生活條件能滿足，大多數人如果具備鮮明的是非觀、廉恥觀，是不至于低三下四摒棄人格的。依然不收手的那些人，基本上屬于永遠不知足的那一類，他們的貪欲，得另外下猛藥才治得了。

但是，怕就怕在多數人生活條件較好的情況下，少數人貧窶得突破了底線。一個太窮困潦倒的人，向他提過高的道德要求，似乎是不現實的，也顯得有些殘酷，尤其是當他窮成了“極少數”的時候。為了杜絕這種現象，我想，作為組織，也應多關心職工生活，別讓人被生活壓得抬不起頭。民間有種說法，女孩要“富養”。這對于人性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孩子太窮，便容易降低自我要求，隨便接受他人好處，并因此上當受騙。同理，對于生活太困頓的人，要讓他不變心性，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其改善生活。在社會整體經濟水平尚可的情況下，不應該讓某些內心不夠強大的人因為物質原因變得更加猥瑣。蕓蕓眾生，除非圣賢，否則，是很難經得起赤貧的檢驗的。既然如此，就應正視人的本性，努力消滅極端貧困，在客觀上減輕人們“固窮”的壓力。

（李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