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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衛靈公》有一句話:“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意思是說,有教養、有德行的人能夠安貧樂道,不失節操;而如果小人身處逆境,就容易突破底線,胡作非為。 “固窮”的君子,歷史上真不少見。最典型者如孔子的高足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如此窮困清苦的生活,顏回也忍受得了,而且打心眼里沒當回事。這意志,確實令人不服不行。古代的許多隱士,也是因為可以“固窮”,所以真真切切地歸隱去了。比如春秋時期的賢士黔婁,盡管家徒四壁,卻甘于清貧,不為高官厚祿所動,視榮華富貴如過眼煙云,成為后世稱頌的對象。東晉詩人陶淵明在《詠貧士》一詩中贊道:“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氏,其身上不也體現了這種“安貧守賤”的氣節嗎? 能夠耐得住清貧的,還有歷代諸多清官。最著名者如海瑞,一輩子沒吃過幾次肉,死后辦喪事的錢都是同事們湊的,真是窮得夠震憾。春秋時期楚國的孫叔敖,雖然貴為令尹,功勛蓋世,但清廉簡樸,家無積蓄,臨終時連棺槨也沒有。被康熙皇帝贊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在江南身居高位卻“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被江南民眾稱為“于青菜”。于成龍在兩江總督任上病逝,家里的東西少得可憐,僅在床頭放著一個裝有一件綈袍的陳舊竹器,以及幾只或盛了一點粗米,或盛了一些鹽制豆豉的瓦罐而已。這些清官之所以令后世敬仰,正是因為他們身上確實具備難能可貴的品格。 現在時代不同了,物質生活完全今非昔比,不管是哪個群體,都不至于窮到先前那個分上,自然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清貧,故意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苦哈哈的。生活條件好起來了,適當享受一下無可厚非,社會發展的目的,本來就是讓大家的日子越過越好嘛。 但是,即使全民小康了,“固窮”的精神并沒有過時,依然有現實意義。尤其是對公職人員來說,學學先輩們的操守,磨練自己的意志,還是很有必要的。否則,一不小心便可能把握不住方向盤,讓自己走上邪路乃至翻車。 有這么一個案例,讓人看了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某干部大學畢業后,分配在一個典型的清水衙門上班。在這里,獎金不如別人,福利不如別人,分房子不如別人,“社會地位”自然也不如別人。這名干部因為生活窘迫,多年來感到抬不起頭,內心充滿了無奈。直到有一次,他在單位內部挪了一下崗,居然有了一點點小權力。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收到了平生第一單“好處”:某個和他們單位有業務往來的小老板,送了一箱桔子給他。就這么一份不起眼的“禮品”,讓他激動了好幾天,感慨了好多回,從此知道人間原來“別有天地”。再后來,由于偶然的機會,這名干部有幸調到一個相對“強勢”的部門。從此,渴望權力與財富的他,利用單位的光環,在外面想方設法撈取好處,就像一只不知饑飽的動物,不把自己活活撐死不罷休。最后的結果,自然是前功盡棄,換得牢獄之災。 對于這樣的干部,我只能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覺其人可憎可悲又可憐。人窮志短的他,自然不是“君子”。但即便是凡夫俗子,也未必要走到這一步吧?許多比他更窮的人也沒這么貪婪、這么不要臉面呀。一個人內心卑微成這樣,精神上怎么也立不起來,也難怪他不把尊嚴當回事。 這個干部的主要問題,當然還是出在其自身上。他不能坦然面對貧窮,甚至“窮怕了”,更糟糕的是只怕窮而不怕法紀,所以變成了一個“窮斯濫矣”的“小人”。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案例出現,所以,我認為,時至今日,“固窮”仍是每個人需要面對的話題,不管是“君子”還是“凡人”。其實,無論是哪個時代,“君子”與“凡人”也許并沒有太分明的界線。“凡人”多堅守幾天便可能成了“君子”,“君子”稍遲疑片刻也可能退化為“凡人”。在金錢財富面前,大家都應有個大方向沒問題的價值觀,這樣才可經受考驗,避免出現類似的人間悲劇。 何以“固窮”?首先要有“君子”人格,不可有“小人”行徑。對自身來說,也就是要不斷修身明禮,砥礪品行,樹立正確的“三觀”。未必對每個人都提“大公無私”的要求,但起碼應做到“公私分明”,不收受不義之財,不接受嗟來之食。這一點,我相信,只要基本生活條件能滿足,大多數人如果具備鮮明的是非觀、廉恥觀,是不至于低三下四摒棄人格的。依然不收手的那些人,基本上屬于永遠不知足的那一類,他們的貪欲,得另外下猛藥才治得了。 但是,怕就怕在多數人生活條件較好的情況下,少數人貧窶得突破了底線。一個太窮困潦倒的人,向他提過高的道德要求,似乎是不現實的,也顯得有些殘酷,尤其是當他窮成了“極少數”的時候。為了杜絕這種現象,我想,作為組織,也應多關心職工生活,別讓人被生活壓得抬不起頭。民間有種說法,女孩要“富養”。這對于人性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孩子太窮,便容易降低自我要求,隨便接受他人好處,并因此上當受騙。同理,對于生活太困頓的人,要讓他不變心性,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其改善生活。在社會整體經濟水平尚可的情況下,不應該讓某些內心不夠強大的人因為物質原因變得更加猥瑣。蕓蕓眾生,除非圣賢,否則,是很難經得起赤貧的檢驗的。既然如此,就應正視人的本性,努力消滅極端貧困,在客觀上減輕人們“固窮”的壓力。 (李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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