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閑來翻書，突然想到魯迅與兩個福建朋友的關系，一個由親轉疏，一個由疏漸親，竟然都與魯迅建議他們做事有關，頗覺有點意思，特別是由中可以看出三個人的不同個性，于是覺得有談談的必要。

這兩個福建人，一個是在福建土生土長的林語堂，一個是雖然出生在浙江溫州，卻一輩子自命為福建長樂人的鄭振鐸。

林語堂是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也是有名的“幽默大師”。他曾跟魯迅格外親近，甚至給人的感覺要比與胡適的關系更近————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林語堂與胡適同為留美派，而且林語堂在國外求學期間，胡適曾自掏腰包，假借北京大學的名義默默資助過他————但是最終林語堂與魯迅還是疏遠了。按照林語堂自己的說法，他與魯迅曾“相得”兩次，“相疏”兩次。

二人的相疏，原因自然是復雜的，但有一個原因不容忽視。魯迅在1934年8月13日寫給曹聚仁的信中曾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并不主張他去革命，拼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于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站在魯迅的立場，這樣的建議不僅是善意的，也是有價值的。林語堂自小接受西方文化熏陶，是上海圣約翰大學的高材生，又在歐美留學多年，中文功底也好，“兩腳踏中西文化”，他如肯做些英語文學的翻譯，對社會自然是大好事。

可是林語堂當時正熱衷于提倡閑適的小品文，鼓吹幽默，讓他突然一下子轉向，也難怪他一時難以接受。不接受本也正常，因為君子“和而不同”，本就不必意見完全一致。可是魯迅有點難以接受，他看出了林語堂拒絕背后更豐富的“意味”。仍是在這封信中，魯迅繼續寫道：“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并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也無怪乎魯迅會“敏感”，魯迅本人是很重視翻譯的，自己就翻譯過不少表現被壓迫民族反抗的作品?？墒橇终Z堂竟然會認為翻譯是老年時才會去考慮要做的事，只能說倆人對待翻譯重要性的認知不同。不過，林語堂認為更重要的事，如鼓吹“幽默”和“閑適”，在那樣一個內憂外患交集的艱難時刻，也是魯迅很難接受的，因而就不能不罵他“無聊”。

與林語堂婉拒了魯迅的好意相比，另外一個福建人鄭振鐸倒是不折不扣地把魯迅的建議執行了下去，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魯迅全集》中共收魯迅寫給鄭振鐸的信五十余封，自1933年2月始，1936年10月終，說明二人直到魯迅生命晚期才有較為密切的交往。雖然鄭振鐸早就在文學界立足，但不知何故，二人一直以來交往并不密切。這五十余封信，內容也幾乎全與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有關。

編選《北平箋譜》也是魯迅建議鄭振鐸做的?！遏斞溉匪蒸斞附o鄭振鐸的第一封信即是關于提議編選《北平箋譜》的，信中說：“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對于各派)各印數十至一百幅，紙為書葉形，采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冊，或先約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鄭振鐸在《訪箋雜記》中也稱，雖然他搜求明代雕版畫已經十余年，訪箋也有五六年，但是“引起我對于詩箋發生更大興趣的是魯迅先生”“今年春天，我們在上海見到了，他以為北平的箋紙是值得搜訪而成為專書的。再過幾時，這工作恐怕更不易進行?！迸c林語堂不同，鄭振鐸立刻接受了魯迅的建議，爽快答應了，“我答應一到北平，立刻便開始工作。”鄭振鐸能立刻答應，當然跟他深刻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有關。當然，有可能也跟他十分敬重魯迅先生有關。

鄭振鐸是一個工作熱情極其高漲、行動力也超強的人，回到北平后，他果然便立刻開始搜訪箋樣、聯系印制店家的事?？梢哉f，最瑣碎、最困難的工作幾乎都是鄭振鐸承擔下來的，關于這一點在《訪箋雜記》里寫得很真切，幾乎到讓人看了動容的地步。魯迅遠在上海，只能遙控指揮，同時做些指導、選箋、選紙、設計之類的工作。當然，因為是自己提議的，魯迅對《北平箋譜》十分上心，不僅出資承擔印費，各種各樣的細節也考慮得十分周到。鄭振鐸也事事征求魯迅的意見，盡管魯迅說印制的事不用再征求他的意見，盡可“獨裁”，但鄭振鐸仍不時去信請示商量。

1933年底，經過近一年的辛苦努力，《北平箋譜》終于印制完成。興奮之余，鄭振鐸建議借機將明末刻印的《十竹齋箋譜》予以復刻。魯迅自然很樂意，并指令鄭振鐸“要趕快做”。鄭振鐸接令后立刻找到北京榮寶齋，商量翻刻事宜。但是復刻《十竹齋箋譜》要比編選《北平箋譜》困難得多，而且刻印的店鋪只有榮寶齋一家，進度變得十分緩慢。也就難怪魯迅后來對鄭振鐸頗有些怨言，幾次寫信要求鄭振鐸一段時間內專心于《十竹齋箋譜》，全力完成。可是直到魯迅去世，《十竹齋箋譜》仍僅印出第一卷。

在此期間，魯迅還給鄭振鐸提過不少建議，如1934年1月11日給鄭振鐸的信中寫道：“我個人的建議，意為做事萬不要停頓在一件上(也許這是我年紀老起來了的緣故)，此書一出，先生大可以作第二事，就是將那資本，來編印明代小說傳奇插圖，每幅略加解題，仿《箋譜》豫約辦法。更進，則北平如尚有若干好事之徒，大可以組織一個會，影印明板小說，如《西游》《平妖》之類，使它能夠久傳…………”

魯迅在1934年6月21日致鄭振鐸的信中對他還有更多的期冀，稱：“至于為青年著想的普及版，我認為印明本插畫是不夠的，因為明人所作的圖，惟明事或不誤，一到古衣冠，也還是靠不住，武梁祠畫象中之商周時故事畫，大約也如此?；蛘撸蝗?一)選取漢石刻中畫象之清晰者，晉唐人物畫(如顧愷之《女史箴圖》之類)，直至明朝之《圣諭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說明;(二)再選六朝及唐之土傭，托善畫者用線條描下(但此種描手，中國現時難得，則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說明。”

同時魯迅還建議《水滸圖》和《博古頁子》，“將來得到時”，可以單印。編選《北平箋譜》期間，魯迅還曾建議鄭振鐸搜訪私人用箋之佳者，印作一集。

魯迅的構想可謂龐大，這樣的構想單靠他自己，定難以實現。好在他遇到了鄭振鐸，雖然他對鄭振鐸也有頗多怨言，但即便在那樣一個國難當頭的特殊時代，鄭振鐸仍全力幫其實現了。就在抗戰期間，鄭振鐸于1941年刻印完成四卷《十竹齋箋譜》;抗戰勝利后更是輯印完成煌煌五輯二十冊《中國版畫史圖錄》;新中國成立后又寫就《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算是完成了魯迅先生的遺愿。

相對于林語堂和鄭振鐸，魯迅既是長者，也是尊者，他對二人的建議必然包含有期冀的成分。林語堂婉拒了，違背了魯迅的意愿，魯迅感覺失望自然是難免的。因失望而疏遠也是可以理解的。鄭振鐸不僅爽快地接受了魯迅的建議，而且有始有終地完成了，并非鄭振鐸更尊重魯迅，或者更“聽話”，而是魯迅的建議恰好正中他的下懷，所以他才會有那么強烈的動力。

巧合的是，魯迅給這兩個福建人提出建議恰在同一時期。從建議的內容來看，魯迅給鄭振鐸的建議似乎更顯得“暮氣”，難怪《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第一卷面世后，會有人攻擊魯迅，認為魯迅“言行不一”，有“小資產階級趣味”，但好在思想同樣左傾的鄭振鐸并不覺得有暮氣，而且剛好符合自己的口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林語堂老年時確實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不過不是將英美文學翻譯為中文，而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學翻譯成英文。這個工作當然也很重要，因為英美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更加隔膜，而比他更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也十分稀罕。只是不知如果魯迅先生地下之靈得知，會對他老朋友這個選擇作何評價。

(張遂濤 作者單位：廈門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