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20周年。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為“楓橋經驗”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使其在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等工作中發揮出更大效能。

第三屆東南法治論壇第三分論壇圍繞“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這一主題，從市域社會治理、檢察聽證制度、“金融科技+司法”協同治理、訴源治理體系完善、農村社會解紛機制、“一站式”多維調處中心建設等方面進行深入研討。本分論壇由省委政法委委務會議成員、省法學會專職副會長林良灌主持，廈門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何麗新教授與閩江學院法學院副院長林安民教授評議，福建省委政法委基層社會治理處副處長謝平海、福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林誠、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劉新平、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王喬金、閩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主任鄭容坤、福清市公安局二級警長龔立炳分別作主題發言。

福建省委政法委基層社會治理處副處長謝平海認為，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的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被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成為平安建設、法治建設的有效載體。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理論要義，經歷了治理理念、治理場域、治理目標、治理手段等維度的演變。他介紹了某省自2020年啟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以來，做到突出政治引領、高位推動，整合治理資源的“存量”;突出預測預防、矛盾化解，嚴控社會風險的“增量”;突出法治保障、三治融合，激發破解難題的“能量”;突出科技支撐、數字賦能，用好智慧治理的“變量”;突出重心下移、固本強基，匯聚廣大群眾的“力量”。然而，試點實踐也凸顯了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現實困境，表現為思維定勢是制約市域社會治理穩步推進的首要問題、風險隱患是制約市域社會治理縱深推進的短板問題、條塊壁壘是制約市域社會治理整體推進的瓶頸問題、協同缺位是制約市域社會治理融合推進的難點問題、基礎薄弱是制約市域社會治理扎實推進的堵點問題。針對現實困境，他認為，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為切入點，以防范化解市域重大風險為關鍵點，以提高群眾安全感、幸福感、獲得感為落腳點，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采用體制機制科學化、風險管控一體化、保障支撐系統化、公共服務便捷化、基層基礎精細化等措施，打造市域社會治理升級版，努力推動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設、法治建設。

福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林誠認為，檢察聽證初衷與“楓橋經驗”本質高度契合，與“楓橋經驗”為了群眾的價值遵循和依靠群眾的實現路徑一脈相承，是實現人民參與司法的重要方式，完善檢察聽證制度需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新時代“楓橋經驗”視閾下，檢察聽證在引導民眾廣泛參與、實現實質正義、依靠群眾化解矛盾、助力基層訴源治理上具有更豐富的內涵。他通過分析“楓橋經驗”之下檢察聽證制度的運行情況，認為檢察聽證運行存在聽取群眾意見形式化傾向導致聽證目的偏離，聽證程序不完善導致實質正義落實不力，評議意見約束制度闕如導致群眾參與聽證的效力不明，未考慮基層治理特點導致矛盾化解、訴源治理功能未充分發揮等掣肘問題，并提出以民主化為原則、建立實質化聽取意見機制，以實質正義為導向、科學化細化聽證規定，以維護群眾權利為核心、完善評議意見保障機制，以依靠一線群眾力量為方法、構建多維度聽證模式等優化路徑。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劉新平認為，隨著互聯網技術和金融科技的發展，許多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平臺深度合作，推動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快速擴張，導致信用卡、網絡借貸等小額金融糾紛大量涌入法院，給法院工作帶來不少困難與挑戰。把金融科技行業、監管部門納入訴源治理體系，建立“金融科技+司法”協同共治的訴源治理模式，有助于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小額金融糾紛，防范金融風險。他分析了小額金融糾紛訴源治理的現實困境，如案件高速增長、挑戰有限司法資源，行業源頭治理不足、過度依賴司法救濟程序，考核指標沖突、不同部門對訴源治理認識不統一等，進而介紹了小額金融糾紛訴源治理的廈門經驗，包括金融糾紛協同化解、金融權益協同保護、金融風險協同防控等做法，并在廈門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關于“金融科技+司法”協同治理的未來設想，如整合金融科技資源、加強行業源頭治理，借力金融科技手段、實現全流程智能解紛，融合金融科技平臺優勢、實現類案快審快執。

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王喬金審視了固有“司法依賴”訴源治理的現狀，分析存在的訴源案件持續上漲加劇司法壓力、多元解紛不足致使過濾功能式微、職能定位模糊導致治理合力不足等問題，介紹了龍巖“五聯四化”訴源治理體系探索實踐，具體做法包括“五聯”聚力多元共治、“四化”融合系統善治、“村居法官”源頭精治，進而認為，新時代人民法院訴源治理的過程是多元治理主體在糾紛的預防、調處、化解過程中溝通聯系、合作互動的過程，必須全面把握人民法院與其他訴源治理主體的互動關系，重點是處理好以下“四對關系”：一要正確處理司法中立性與協同性的關系，構建黨委領導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二要正確處理司法謙抑性與能動性的關系，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型司法;三要正確處理訴訟解紛與非訴解紛的關系，推動完善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體系;四要正確處理司法行為與非司法行為關系，推進訴源治理全周期科學規范管理。

閩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主任鄭容坤認為，時代轉型催生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糾紛化解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同樣需要關注空間。空間既是農村社會糾紛的生發情境，又是多元解紛主體與資源共存博弈的基本場域。他認為，閩地某縣的移動調解模式，借助移動調解員關口前移，創設物理空間、現場空間、社會空間三類空間實踐形態，促使農村社會糾紛空間治理的價值再生產，構成農村社會糾紛治理的空間轉向。由于空間生產的社會性掣肘，農村社會糾紛的移動調解模式出現空間失能，即信息流動不暢、解紛力量匱乏下的物理空間區隔，敘事、身份、適用三重沖突下的現場空間緊張，地方性與現代性關聯性失衡下的社會空間忽視等問題，應立足新發展階段，著眼于農村社會結構的半開放性格局，實施鄉村矛盾糾紛治理的空間營造方案，即從強化社會基礎、建構多元策略、健全修復機制等方面，營建以空間再造為中心的農村社會糾紛治理方案，實現農村社會糾紛善治目標。

福清市公安局二級警長龔立炳從2022年民事糾紛警情總量、民事糾紛警情分類、矛盾糾紛調解率等方面闡述“一站式”多維調處中心建設的必要性，認為通過構建“一站式”多維調解中心，能夠實現分流警情，確保警力從繁雜的糾紛警情中解脫出來，較大程度提高違法犯罪的打擊能力，達到警力集約化、高效化、專業化。他認為，“一站式”多維調處中心具有調解力量多元、選擇模式雙向、調解方式復合等特點，但實踐中也面臨缺乏制度支撐、缺乏人財保障、缺乏部門聯動等問題。對此，他提出要探索建立新時代“一站式”多維調處中心，形成黨委、政府主導的管理制度，調解主體多元化化解的參與機制，從糾紛源頭排查到糾紛化解執行的工作機制，以及團隊、資金、平臺保障機制，從而提高運行效能，降低運行成本，有效實現警源治理。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何麗新對六位報告人的發言進行了評議，認為發言內容豐富、觀點務實、論證精彩，總結了各地踐行“楓橋經驗”的經驗做法，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民性，如報告人提出的構建信任借貸平臺、建立小額借貸糾紛的多元解決機制、在農村社會糾紛治理的空間中融入“人和”因素、公安“一站式”多維調處中心建設應突出調解“溫度”“效率”等觀點，都彰顯“楓橋經驗”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二是法治性，如報告人闡述的市域治理機制要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檢察聽證制度要建立實質化聽取意見機制、優化細化聽證規定等措施，互聯網借貸糾紛訴源治理要推進金融治理平臺的合規性和合法性建設等，都凸顯“楓橋經驗”的法治底色。她認為，新時代“楓橋經驗”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通過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的有機結合，為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注入強大動能。

閩江學院法學院教授林安民也對六位報告人的發言作出評議，贊同六位嘉賓的核心觀點，肯定其理論和實踐意義。他認為，新時代“楓橋經驗”不再局限于就地解決糾紛，已實現從鄉村到社區、從解決糾紛到注重服務、從社會治安到平安建設的升級。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問題導向，突出力量整合和部門協同共治，強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注重制度創新和域外經驗借鑒，更好發揮“楓橋經驗”在服務群眾、化解矛盾中的作用。

(閩江學院法學院副教授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