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奇，明代前期重臣。惠帝時以史才被薦入翰林修撰《明太祖實錄》，成祖朱棣即位后，提拔進入內閣，以卓犖才能連輔四帝，功高至偉。《明史》這樣贊譽他：“玉質金相，通達國體，隨事納約，不詭于心，而意嘗近厚，轉導監國，保身濟主，有大雅之明哲焉。”平心而論，在封建社會的宦海中，像楊士奇這般“玉質金相”的廉吏當屬鳳毛麟角。

然而，這位“有大雅之明哲”的名臣晚年卻演出了一場悲劇。

楊士奇兒子楊稷，不學無術，游手好閑。楊士奇在京城為官40余年，提拔官員數以百計，但“知子莫如父”，沒有提拔楊稷，也沒有給他在京城謀個肥差，這一點楊士奇做得極為正氣。但是，他溺愛其子而釀成悲劇。楊稷遠居老家江西泰和縣，日子過得滋潤，且身為宰相公子受到追捧，更為張揚的是，這位風光的高干子弟仗著老子的權勢威望，有恃無恐，橫行鄉里。所在府縣雖早有所聞，但投鼠忌器，不敢下手，而楊士奇卻蒙在鼓里，“莫知其惡”，屬下見其子敗德事，以實相告。他疑之，寫信給兒子，希望“果然，即改之”。兒子反誣他人，楊士奇自后也不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善”者，楊士奇即“以為實然而喜之”。怙惡不悛的楊稷變本加厲，結果犯下了幾宗人命案，使得楊士奇名望大為貶損。朝中有大員上奏要求徹查楊稷，楊士奇頗為震驚，不顧年邁，辭官返鄉，得知兒子如此惡行，氣得一病不起，于正統九年(1444年)逝世。而楊稷即被“斬之”。這段被史書“略”去(也許是“為名臣諱”)的一頁，卻實實在在地見諸明人李賢的《古穰雜錄》。這一悲劇玷污了楊士奇的一世清名。

楊士奇晚年的悲劇，究其根源，在于他剛愎與昏。我們尚且退一步說，楊士奇公務繁忙，疏于關心兒子，“莫知其惡”，但屬下以實相告，他卻始而“疑”之，繼而“不信”，反而對獻諂者的不實之“譽”卻“喜”之。兒子依仗老子的權勢，頭腦昏熱，膽大妄為，直至犯下人命案而不可恕赦。楊稷的墮落自有其個人品質問題，但楊士奇的溺愛、放縱難道不是誘因么?

楊士奇晚年的悲劇為世人(尤其是為官者)提供了一個堪為炯戒的明鑒。它的警示意義至少有三點：一是愛子要知其短。愛子之心，乃屬常理，人皆有之，但是，絕不能愛子而“莫知其短(惡)”，要像了解兒子的脾性一樣，對其“短”了如指掌，并在日常生活中督促其糾正。二是愛子不能護其“短”。楊士奇的“疑”“不信”，說到底是為子護短。倘若發現楊稷有惡，楊士奇即刻派人或責成當地官員進行追查，而不是光聽信其辯白，及時加以遏止，楊稷也不至于深陷泥淖而不可自拔。三是為官者不能讓子女倚勢行惡。當年給事中廖莊尊、御史陳員韜等在奏劾楊士奇時說：“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此話剔除其“忠君”的封建糟粕，對當今的為官者仍有警策之力。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