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讀懂閩學了嗎？

《閩學源流》

劉樹勛 主編

福建教育出版社

我愛跑書店。舊書店更具有吸引力，因為有時在那里會有意外的驚喜，如在舊書店淘到的《朱熹及其后學的歷史學考察》《朱熹與閩學思想研究》《宋代程朱理學官學地位研究》等，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前一段時間在孔夫子舊書網淘到《閩學源流》。這是厚厚的32開本書，1993年出版，泛黃且裝禎簡樸。每一頁紙都發出時間深處的香味，古老的思想智慧，具形為五號鉛字，均勻地鋪陳開來，還有比這更迷人的東西嗎?

一

“源流”原意為“水源和水流”，比喻事物的起源和發展。按照如此構思，《閩學源流》有“回顧”之意。讀完一遍，我感到第一層面的“回顧”，是以史實為依據，按照“閩學產生的歷史背景、閩學的學術思想淵源、朱熹生平及其思想體系的形成過程、朱熹思想體系、考亭學派、朱子學的歷史命運”等對朱熹之學和考亭學派的特點及其源流進行回望和深入探討，進而勾勒閩學的總體面貌和具體特征。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閩中四先生”、“南劍三先生”…………那些溫和而沉靜疊入歷史皺褶之中的文化群體，從書香中飄然走出，走到了每一個讀書人800多年的筆墨均繞不開的紙上。

作者寫到：閩學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個學派。《宋元學案》100卷記載了90多個學派，閩學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學派。它成員數量之眾、分布之廣、成果之多，所處環境之復雜，影響之深遠，都是少有的。遙想當年，與朱熹生平有關的書院多達60多所，有案可稽的弟子就達511名。考亭滄洲精舍是朱熹晚年創辦的最后一所書院，是當時頂尖的高等學府，一方精神高地。辛棄疾、陸游等鴻儒云集，群賢畢至。四方學子不遠千里負笈前來求學，接受師說，切磋學問，筆歌墨舞、硯田齊耕,比屋弦誦、講帷相望,對“理、氣、心、性”等命題進行承前啟后的思考，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中國理學史上著名的“考亭學派”由此形成。

這是一個創造文化、傳播文化的群體。公元1175年，這一年的一次會晤、一次論辯注定要載入史冊。

這年是朱熹在寒泉精舍為母守墓的最后一年。正月，呂祖謙專程前來拜訪朱熹。兩人的弟子也聞訊趕來，各有二十多人，開始了長達一個半月的學術盛會————寒泉之會。這場膾炙人口的研討會，一個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在爭論、商榷中達成共識，共同編撰一本理學入門書《近思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及此書，有“宋明諸儒，若何氏基、薛氏、羅氏欽順，莫不服膺是書”句。這年五月，朱熹送呂祖謙到信州鵝湖寺，陸九齡、陸九淵、劉清之來會。朱熹與陸九淵進行長達十日之久的會講。陸九淵講“明心”，而朱熹談“窮理”。兩人由于方法論上的分歧，最終誰也說服不了誰。上饒鉛山鵝湖山麓下的這場會講，吸引了閩、浙、贛交界諸多學者列席旁聽。鵝湖之會，成就了后來的鵝湖書院。

回顧公元1175年的兩場盛事，不禁神馳。距今800多年前，朱熹46歲，考亭學派正在開創中。呂祖謙、陸九齡也都是三四十歲年紀。他們不平凡的見面，志同道合的情誼，思想的交鋒碰撞，不僅矯正著各自的觀點，攜手共進，也塑造著閩學求同存異、兼收并蓄的學風和言行一致、務實崇真的精神。閩學在創建之初，就擁有開放包容之胸襟，善于汲取道、佛學說的精華，吸收各種學說學問，加以融匯貫通，作為構建自己龐大思想體系的磚石，成為一個包容萬象的學說，而論辯、會講，于爭鳴中也是對這一學問的修補匡正。儒家思想中的先進性，才是令其源遠流長的深層原因。

朱熹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更為重要的是文化家。他以言教人，更重要的是以身教人。朱熹在福建各地如福州、泉州、漳州、延平、邵武、同安等府縣講學，所到之處為“過化處”，后人紛紛創建書院，是其后歷代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昌盛的中心。朱熹用他的足跡，為各地書院的建設廣泛播撒良種，使南宋福建的書院建設很快傳遍八閩各地，進而傳遍全國。

二

讀到這里，自然便涉及《閩學源流》之“回顧”內涵的第二層面，即作者在書中提到的，研究“閩學”不是只注意它的地區性特點，而是要研究它對中國儒學的影響時間達800余年之久而不衰的原因及其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價值和作用。

朱子理論是政治、倫理與哲學一體化，它的主旨是天人合一形上論與心性統一踐履論，它的社會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內圣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都是儒家的一貫主張，但朱熹給予這些傳統的儒學原則以系統的理論論證和新的理論形態，將儒家學說的倫理道德上升為哲學本體，又將“理”與萬事萬物的關系稱之為“理一分殊”，提出要“從殊求一”。堅持以格物窮理和居敬存養的并進互發為主旨，將居敬存養即實踐的工夫作為學說加以提倡，建立一套心、性、情的三分架構，以及理、氣二元不離不棄的形上學。政治方面，在他有限的在朝為官生涯中，誠心踐履“正君恤民”原則，主張修政攘夷，收復失地，重建統一的國家，并提出種種社會改革主張，實施了辦社倉、正經界等重要改革舉措。

朱熹的理論和實踐，把儒學提到一個新高度，閩學成為宋代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在元明清三代占據著官方哲學的正統地位，影響中國社會數百年，還從13世紀起跨越地域界線，影響到東北亞的朝鮮、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也在西方產生影響。但現在，隔著如此遙遠的時空距離，你會發現一個很刺眼的變化：關于閩學純粹思想的地盤，能討論的問題已經變得非常非常少。關于“理、氣、心、性”，我們如何從中得到安慰，如何被固定在難以撼動的話語體系中，又如何在現實中一點一點地被替代、被瓦解?知識發展的突出特征就在于“這一代的愚人可以跨越上一代天才的極限”。我們有了大量的歷史事實，有了社會學調查，有了不斷發展的各種學說，可說的話再也不像800年前那么多了。但無論文明怎么演進，這些探索、思想，這些書會成為永遠的地基。建在上面的建筑可以毀掉，可地基上還是會長出新的東西。

學者為薪，知識為火，這是一個薪盡火傳的過程，這是一個無窮盡的接力過程。閩學中的“道統”，從伏羲算起，歷經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回、曾子，落到子思和孟子兩位。孟子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比孔子晚了將近180年，在這段時間，孔子的思想已經傳到了孫子子思的手中。孟子正是從子思門人那里，接過了儒家的學問和使命。從孟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黃…………這個脈絡其實就是理學中最重要的道統。它是指儒家之道的薪火相傳，前赴后繼的代際傳承。一代代學者所做的學術努力，最終也使自己融入了綿綿流淌的學術長河中，鑄就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綿延不斷，經久不衰的新輝煌。

三

所有傳統都是現代的。任何可追溯的、歷史性清晰可辨的行為和思想，都可以通過當代制度而呈現。

《宋史》提及朱熹，特別強調他對禮的貢獻：“朱子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歿。”朱熹一生壯志未酬的事業，就是編制“禮典”————《儀禮經傳通解》，只可惜沒有最后完工。此書由朱熹女婿兼弟子黃和楊復續修而成。《儀禮經傳通解》注入理學精神的編纂方式，重新確立《儀禮》在三禮中的核心地位，打破三禮相分的傳統注經方式，采取三禮合一、經傳合一。《家禮》是朱子禮學思想的另一重要代表性著作，以家庭、家族為中心，以禮儀實踐為主導，重新在冠、婚、喪、祭生活起居應對進退各方面，融入禮的精神，將繁瑣重復的儀節加以改進。《家禮》在當時社會產生廣泛影響。明代，朝廷將它頒行天下，要求民眾遵行。

朱熹禮學思想對中國傳統法理學具有重要貢獻。中國政法大學喻中教授提出朱熹建構的依理治國命題為：國家治理的終極依據是理，直接源出于理的“德禮”與間接源于理的“政刑”，分別構成了國家治理所依據的基本規范與具體規范。根據朱熹的理論邏輯，理是國家治理應當遵循的最高規范。倘若要在實踐中發揮理對國家治理的作用，還應當對理進行轉化，要把理轉化成為指向明確的行為規范，那就是“德禮”與“政刑”。朱熹認為，法與禮都是“理一分殊”的結果，是對自然和社會之理參悟后所形成的規范體系。朱熹對法與禮的關系論證超越了先秦“禮與刑”的關系，體現了對法更宏闊和深刻的認知視野。

放寬視野來看，中國古代國家和社會治理一直實行“禮法共治”，“隆禮重法”“德主法輔”成為中國經久不衰的主流治道模式，逐漸形成“審判式調解”和“調解式審判”相融合的糾紛解決模式，創立了“張釋之治犯蹕案”“緹縈救父案”等情理法協同應用的經典案例。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閩學源流》對浩瀚史料作了精簡和取舍，視野宏闊，多維度回顧了閩學的崛起與發展歷程，提出了許多新見解和新問題。這是一部平和的，沒有什么煙火氣的書。作者們不是和當時的人對話，他們是和千秋萬代對話，這可能就是真正的傳世經典的樣子。其中的一位作者黎昕老師是我省著名社會學家，學生時代我們經常跟隨他下鄉做社會調查，沒想到他在閩學研究方面造詣深厚，著作等身。相信每一位讀者在讀完此書后，都會和我一樣，被福建厚重的思想文化歷史所震懾，文化自豪、自信油然而生。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