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發展與數字法治——第四屆東南法治論壇第五分論壇綜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專章部署“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強調“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要求“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催生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要素，數字法治是人類法治文明的嶄新形態，因應于也作用于新質生產力。福建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實踐地，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數字中國建設的思想源頭和實踐起點，更有責任、更有條件加強數字法治建設，為新質生產力發展保駕護航。

第四屆東南法治論壇第五分論壇圍繞“新質生產力發展與數字法治”，從數字法治政府建設、數據交易合同法規制、福建省“數據最多采一次”、數字時代版權登記等不同角度做了精彩分享，為福建省數字法治建設和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言獻策。本分論壇由省律師行業黨委副書記、省律師協會會長于寧杰主持，華僑大學法學院院長劉超教授和集美大學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張冬教授評議，省司法廳法治調研處二級調研員黃麗云，福州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賈麗萍，省大數據集團有限公司總法律顧問蘇岳峰，福建理工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張弘先后作主題發言。

福建省司法廳法治調研處二級調研員黃麗云指出福建始終牢記習近平總書記殷殷囑托，推進數字法治政府建設，探索形成“堅持黨的領導實現高位對接、堅持系統思維激發協同合力、堅持需求導向營造良好環境、堅持守正創新促進技術賦能”的經驗做法。她認為數字法治政府建設是一項浩大且復雜的系統工程，實踐中還存在政府數字化轉型不足、數字法治建設滯后、數字行政行為存在隱患等問題，影響數字法治政府建設的系統性和協同性。要以一體化為目標，創新數字法治政府建設理念，構建更加智慧的法治政府，提升行政效能，邁向整體性法治;要以法治化為基石健全數字行政法治體系，以誠實信用為原則嚴格規范數字行政，積極構建適應高質量發展的新型行政法治體制機制;要推動數字技術與法治政府建設的全方位、全領域深度融合，提升領導干部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思想道德素質、專業法律知識、系統性的法治思維，增強創新的數字思維、綜合的數字素養。

福州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賈麗萍介紹了數據交易現狀、類型及其合同法規制實踐，指出數據交易規制目前主要存在強調數據確權和強調交易行為規則兩種思路。當前全國性的專門性數據交易法律缺位，應通過界分數據交易合同類型并考量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和締約目的，參照適用民法典中類似合同的規定。她認為數據交易合同法規制存在三個問題，即：數據的非排他性導致適用買賣合同的悖論、數據交易重結果的特性與服務承攬合同無法完全契合、數據交易內容的復雜化難以為某一單一合同所完全涵蓋。針對上述問題，需構建新型數據財產權讓與合同，在明確數據來源者權、數據處理者用益權的基礎上，根據數據交易雙方主體基于交易客體的數據類型不同，進一步明確合同約定讓與的數據權益。通過構建“服務與數據供應相互交融”交易模式的有名合同，以數據作為交易對價，明確數據使用規則和調用頻次，通過數據同步共享和數據服務的融合，實現對于數據交易中“產品服務化”與“服務產品化”現象的有效應對。

福建省大數據集團有限公司總法律顧問蘇岳峰認為“數據最多采一次”系基于現代法治邏輯，以實現企業與群眾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由政府或經授權公共機構所作出的通過技術手段持續優化數據治理，避免重復采集的過程。其具有豐富法理價值，體現了數據采集主體的法定性和權責范圍，實現了數據采集過程中權力與權利、公益與私益的平衡，彰顯了數據治理法治化背景下效率與安全、公平與正義的法理價值。他認為政府數據采集作為數據治理的邏輯起點，對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至關重要。為有效遏制數據重復采集所帶來的采集主體多元化、超限采集、引發政府信任危機等問題，政府數據采集應遵循“數據最多采一次”，在數據采集主體層面貫徹“法定主體”原則，在采集過程中將實質化比例原則作為合理限度，并在有效保障個人權益情況下，最大化實現行政效率價值的提升。

福建理工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張弘指出《伯爾尼公約》框架下的版權登記制度在數字時代難以滿足版權市場主體對交易效率和安全的雙重需求，版權登記制度呈現公示失靈和負外部效應。對此，基于確權或維權邏輯的傳統版權登記制度的變革措施難以彌補，需要在版權登記的公共服務屬性之外尋求新的補強路徑。她認為基于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與私人組織模式的數字+版權登記制度的補強路徑在技術上具有可行性，在立法和經濟上具有正當性。該路徑作為版權市場交易流程的一個環節，并非替代或者貶損傳統版權登記的公共服務，而是在版權登記的公共服務和市場交易之間架起一座傾向于市場行為的橋梁，彌補傳統版權登記公共服務與數字時代版權市場海量、高效信息需求之間的縫隙。該路徑在補強版權登記制度時，還需通過對其實施環節進行一定的法律適配和規制，協調其與版權制度的偏差。

在評議和小結環節中，劉超教授總結了第五分論壇具有三個特點：其一，緊密圍繞新質生產力發展與數字法治的主題，從宏觀機制到微觀制度展開研討;其二，用法理闡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數字法治保障，注重使用法解釋學方法和規范分析路徑論證機制創新，支撐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設;其三，對整體性的“數字法治”進行多維解析，開展數字法治化、法治數字化的探討。他提出，研究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的新領域新問題，應注意平衡立法論和解釋論的關系，處理好機制創新中的一般性問題與特殊性問題的關系，協調好對策建議中守成和創新的關系。

張冬教授在評議中認為：數字福建建設離不開公眾的自愿參與，這也是營造可持續創新之勢的根基，建議在數字法治政府建設中嵌入數字權益保護的理念，增強數字保護的規范化。數據交易合同法規制問題研究及創設新型財產權讓與合同的建議很有啟發性，建議在厘清數據權利類型、數據開發和使用權益的保護路徑上作進一步研究。大數據采集范圍和方式是利用大數據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的前提，“最多采一次”的操作亟需科學規范，對數據的公開性和更新性、流動性之考量，同樣重要。利用區塊鏈版權登記制度，在去中心化和提高效率方面很有參考價值，本著低成本和便利原則，建議在版權登記私人創設問題上采取數據收益憑證及共票的行為規范和政策激勵制度，以落實數據版權登記制度規范建設這一現實問題。

(福建理工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 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