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書判清明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宋遼金元史研究室 點校

中華書局

據(jù)古籍記載，福建最古名稱為“閩”。朱子作為集大成者，他開創(chuàng)的閩學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學派，成員數(shù)量之眾、分布之廣、成果之多，所處環(huán)境之復雜，影響之深遠都是少有的。但是也有人認為，閩學(理學)家是空談義理，甚至有的學者以個案為依據(jù)質(zhì)疑，宋代理學家在斷案時，為達成理學所強調(diào)的綱常倫理目的，蓄意曲解法律，“以理害法”。這段歷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樣的?

前段時間承蒙朋友幫助，我讀到《名公書判清明集》。這是一本由宋代名公寫就的優(yōu)秀公文和判決書的合集。編者具體身份不詳，僅有“幔亭曾孫”這一別號署名，而作者群體是明確的，“名公”指有名的人，多由朱熹再傳弟子構(gòu)成，也包含陸氏心學、嶺南菊坡學派等其他理學門人。它的書判與唐代判詞不同。唐代是擬判，清明集則是實判，也就是真實發(fā)生過的判詞。所以這本判詞集的選擇標準不是辭藻華麗，而是“清明”，“清明”二字，則取自“明無一毫之蔽，清無一點之污”的為政、斷案清廉明察之意。

一般討論宋代法制史的學者多半以朱子的女婿、高徒————黃榦為代表，討論理學家對法律的實踐。主要原因是，《名公書判清明集》附錄共收有黃榦判詞37篇，這只是他經(jīng)手的判詞中的一部分。在他的年譜中還有一些關(guān)于他處理的案件。比如在臨川(今江西撫州)任職時，“臨川地大民繁，素號難治”，黃榦面對臨川縣堆積如山的訴狀，“五鼓出理事，終日坐廳，夜繼以燭，漏下二十刻始休。”他從早晨4時一直工作到夜間11時。他剛?cè)胫扉T時，困的時候就在椅子上打盹，醒過來繼續(xù)讀書。可以想象他的身體狀況一定很不錯，這種讀書工作的勁頭似乎一生都保持著很旺盛的狀態(tài)。起初胥吏們只當一時熱情，沒想到其工作熱情絲毫不見衰退，也因此對他敬佩萬分。遇有田畝山林紛爭，他會親自到現(xiàn)場進行實地查證，一次就能解決五六件訴訟。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在臨川縣的只有7道，實際上應(yīng)該遠遠超過這一數(shù)量。

在新淦縣(今江西新干)的22道判詞中，黃榦一直彈劾那些不法非道之士，對豪橫鄉(xiāng)間、仗勢欺人的謝知府屢次上書，關(guān)于謝知府及相關(guān)的判書就有6道，最后把謝知府徙居隆興才罷。此外，時任安豐軍通判的黃榦，在和州處理一未決案件時，為了消除犯人的緊張，便解開犯人的枷鎖，供其酒食，以圖使其主動認罪并未成功。但某天夜里，黃榦在做了一個井中有人的夢后，得到啟發(fā)。第二天便質(zhì)問犯人：“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胡得欺我。”犯人驚恐認罪，最后在井中也確實發(fā)現(xiàn)了尸體。這應(yīng)該也是黃榦的得意之作，但也沒有收錄。

讀黃榦判詞，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其構(gòu)造之美，剪裁得當，要言不煩，精悍雋永。這里試以黃榦《與江西安撫、撫州知郡辨危教授訴熊祥書》略作分析。

臨川縣士大夫危教授平日里“以高科自負，以高材自居，居于村落，人畏如虎”。村民陳如圭先把山地賣給熊祥，后面又將此山地賣給危教授，危教授因為與熊祥爭奪山地不得，產(chǎn)生嫌隙，多次脅迫熊祥，熊祥作了點讓步，但危教授仍不滿意。正好他家一些米鹽之類的小物被偷，危教授便以此為借口，狀告熊祥唆使小偷盜竊其家。為了將盜竊罪誣陷給熊祥，危教授的兒子雇傭弓手徐亮、黃友毆打陳九使之誣服，此外還買通證人饒細乙和舒九一同指證熊祥為唆使犯。當年，臨川縣遭遇旱蝗之災(zāi)，黃榦率領(lǐng)各鄉(xiāng)官吏組織百姓進行捕蝗活動，正好路過此處，便審理了此案。

黃榦認為斷案的關(guān)鍵在于要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于是派人找到陳九、饒細乙、舒九三人。陳九自供為盜，又說是系熊祥教唆，又有饒細乙、舒九兩人作證說，熊祥是唆使偷竊的那個人，但當黃榦讓這三人與熊祥對質(zhì)時，所說的又截然相反。黃榦以常理推論得出五個疑點:“既無捶楚，又無計囑，何苦歷歷通吐如此?所以不能使人無疑也”;“尉捕盜，而承堪乃屬于縣道，豈有反押詞人下尉司之理?此又所以不能使人無疑也”;“觀陳九之痕損，則捶楚之下，亦何求而不得耶?此又所以使人不能無疑也”;夫無所爭而論人以停盜，猶可言也。有所爭而以停盜之罪加人，此又甚使人不能無疑也”;“危教授之所恃以論熊祥者，但有三人可以為證，今三人皆已變其前說，則司又何以見其果為停盜乎?”黃榦認為，以情理法來看，怎么能把存在重重疑問、罪狀未明的人關(guān)進牢獄呢?他判定熊祥是被誣告的，而被打之人被打成重傷，因此釋放了熊祥等人。

經(jīng)過黃榦的條分縷析，使一個復雜案件的真相得以呈現(xiàn)出來，熊祥免除了牢獄之災(zāi)。但事情又有新的情況，被打傷的陳九因傷重而死，死者家屬因此控告危教授之子。而危教授認為是熊祥的教唆，于是再次訴于官府。州郡官員害怕危教授的豪橫，便逮捕了熊祥，并將其家業(yè)掃蕩無余。黃榦因公職外出幾日，等回去時熊祥已被治罪。對于危教授倚恃官勢，不顧公議，禍害鄉(xiāng)民的行為，黃榦痛斥道：“不復顧士大夫廉恥之節(jié)，而無復惻隱之心，真所謂虎狼蛇蝎者也。”對此，黃榦向上司連上三札，堅持釋放熊祥，主持正義，他說：“榦身為縣令，目睹其冤，不容坐視。”最終還對危教授“欲乞并送清強官看定，使形勢之家不得侵害閭里。”打擊了危教授之徒豪橫不法的行為。

地方行政官兼理司法是古代中國法制的典型特征。作為閩學第一傳人的黃榦有很強的務(wù)實能力，將個人嚴謹作風用于司法活動，辦案十分認真和負責，講求“公正而不妄論、務(wù)實而不虛談”，一斷以公，展現(xiàn)了他情法并重、細致入微、明德息訟的審判風格，為我們了解閩學家集體真實形象提供了重要參考。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