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邀參加2025年邵武讀書日活動，結識了一批邵武文友，收到多冊贈書，黃勇英的散文集《無冬無夏》便是其中之一。這是一本裝幀很素樸的小冊子，主基調是白色，拿在手上不起眼，但翻開來讀幾頁，我很快就意識到，這并非是一本普通的憶舊散文集，而是一個家庭的痛史，或者說是作者經受諸多磨難后的重生史。邊讀邊回想作者在邵武和平書局與我對談時展露的燦爛笑容，我在心中默默為她祝福。

《無冬無夏》收錄了19篇文章，篇幅總共207頁，其中排在頭兩篇的《向陽花——致敬我的父親》《兩根孤獨的麥穗——致敬我的母親》加起來有141頁，占全書總篇幅的三分之二強，可見它們對這本書的構成有多么重要。通讀全書，我的感覺是，作者主要就是為前面兩篇文章才籌劃出版這本書，換句話說，有了前面這兩篇長文，后面的短章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就此而言，作者為本書題寫的獻詞“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母親”，是很恰切的。

在這兩篇堅實動人的文章中，作者黃勇英進行著一項近乎煉金術的工作：將鉛塊般沉重的生活記憶轉化為情感的金子。黃勇英筆下，回憶不再是簡單的往事復述，而成為一種深刻的情感辨識，她以文字為工具，小心翼翼地挖掘著那些被時間掩埋卻從未真正消失的情感地層。

黃勇英處理記憶的方式具有獨特的溫度與精確性。在描述父親時，她選擇了“向陽花”這一意象。父親18歲應征入伍，復員后分配在收容遣送站工作，后調到市公安局拘留所上班……無論在哪兒工作，父親都是一個極為普通的人，無職無權，默默無聞，不顯山不露水。“在家里，他的光芒被我的母親遮住了；在單位，他的光芒被別人遮住了”。但在作者的記憶中，父親卻總是面朝太陽站立，仿佛一株高大的向日葵。“向陽花，如果你生長在黑暗下/向陽花，你會不會再繼續開花/會不會害怕”。這不是簡單的追問，而是一種記憶的重新編碼，通過植物的生命形態捕捉父親的精神本質。這種書寫策略將具體的人物特征升華為普遍可感的象征，使讀者不僅看到作者的父親，也看到所有在艱難中依然保持尊嚴的生命姿態。黃勇英的記憶書寫之所以動人，正因她拒絕廉價的感傷，而是通過坦誠的敘寫和精確的意象選擇，讓情感自然涌現。

《兩根孤獨的麥穗》中對母親的刻畫則展現了另一種記憶的質地。黃勇英寫道：“我和母親是兩根孤獨的麥穗，我們渴望靠近，可是靠近又讓我們扎傷彼此。于是，我們只能選擇保持距離，遙遙相望。”這一意象同時包含了相依與孤獨這對看似矛盾的狀態，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這對母女關系的微妙真相。她們有著巨大的文化差異，女兒是大學生，愛好文學，而“我的母親只讀了一年級，我的外公就對她說：孩子，我們交不起學費，你要輟學帶弟弟。”母親因此恨了外公一輩子，“要不是你外公耽誤了我，我也不會吃這么多苦，也能讀書上學，端鐵飯碗，吃公家飯”。為了彌補自己的缺憾，母親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大9歲的城里“公家人”，日常生活中怕周圍城里人瞧不起，表現出偏執狂般要強、不服輸，天天把女兒打扮得像一只漂亮的花蝴蝶。母親這么做，不完全是出自對女兒的愛，而是為了向鄰居炫耀。因為兩個兒子都不爭氣，沒有出息，母親便把家里唯一的大學生女兒緊緊地攥在手上，強迫女兒大學畢業回家鄉教書，以死相逼，硬生生拆散女兒的好姻緣，堂皇的理由是“嫁到外地，你的丈夫、公婆欺負你怎么辦”，實際是要優秀的女兒圍在她身邊轉，在旁人的羨慕中收獲虛榮心的滿足。由此鑄成了女兒日后草率的婚姻，只有湊合，沒有幸福可言，最終以離婚收場。在這里，作者不滿足于單一維度的抒寫，而是勇敢地直面記憶中的復雜性，這種誠實使她的文字獲得了超越個人經歷的普遍共鳴。當我們讀到“我的母親和我的奶奶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這些矛盾就像是屎殼郎推的那一粒小糞球一樣，越推越大，最后，這粒糞球成為隔在她們之間的一堵墻，誰也無法跨越”時，聽到的不僅是一個女兒對母親的回憶，更是對時間流逝中人際關系復雜多變的沉思。

黃勇英的寫作實踐了一種情感的提純。她將日常生活的平凡材料，比如父親說服母親把來投奔的一個遠房表姐留下來住了大半年，比如母親碰到一些乞討的人上門總會施舍等，通過文字的轉化，變成閃耀著普遍人性光芒的細節。這種轉化不是美化的過程，而是深化的過程。在《向陽花》中，她寫道：“我的母親都是戴著助聽器，她的聽力時好時壞，有著很大的選擇性。你說她壞話的時候，有時很小聲，她也聽得見；而你跟她說其他事情的時候，她就會問，你說什么？我聽不清。”這樣的細節展現了作者獨特的觀察能力：她不讓記憶停留在表面，而是努力挖掘出那些被日常掩蓋的真相。

記憶在黃勇英筆下呈現出明顯的物質性。她不是抽象地談論父母的愛，而是通過具體的物體與動作來具象化情感。這些細節描寫重建了一個已經逝去的世界。這種寫作方式使讀者能夠通過感官體驗進入作者的記憶。黃勇英明白，情感從來不是飄浮在空中的抽象物，而是嵌入在具體物品與行動中的實體。

黃勇英的文字還具有明顯的觸覺特質。她不僅想讓我們看到她的父母，更想讓我們觸摸到他們的存在。“父親年輕時身體健壯，因為當過兵的緣故，他的身體底子很好。母親常常說他身上有三把火，大冬天貼著父親睡覺，就像靠著火爐一般，一點都不覺得冷，有時還熱出汗來。我相信母親的話，因為父親把我抱在懷里的時候，我總是感到很溫暖。”這些觸覺記憶的喚起，使讀者與文本建立了一種近乎身體層面的聯系。在數字化時代，當越來越多的交流變得虛擬化，這種觸覺記憶的書寫變得尤為珍貴。

書中最讓我震驚的是作者敘述親人離去時的不動聲色。她說“小腳”奶奶“由于眼睛不好使，在去廚房的時候跌了一跤，從此就躺在床上，直到去世”；她說改嫁的外婆“無法忍受疾病的折磨，在某一個跟往日一樣平淡的白天，上吊死了”;她說婆婆“用塑料袋套住腦袋，把自己活活悶死了”；她說“混社會”的大弟弟“在一家公廁上廁所注射毒品時，突然就倒地死了”；她說她的獨生子患了淋巴癌，無藥可救，“中午大概十二點半，孩子停止了呼吸。他死不瞑目，我為他合上眼睛，然后給他擦身、換衣服”……作為孩子的母親，她沒有流眼淚，因為“我的眼淚早就流干了”。她接著寫道：“成長和老去、生和死，都在不斷進行中。我們看著時間緩緩流逝，帶走一個又一個你親近的人，最后，也會帶走你！”

對于生與死的思考，使黃勇英的記憶書寫最終指向存在的救贖。她的書寫不是簡單地保存過去，而是通過重新詮釋過去，獲得對生活的深刻理解。黃勇英通過書寫父母的故事，實際上進行著一項自我救贖的工作，她在文字中與父母達成和解，也與自己達成和解。在這個意義上，每一位讀者都能在她的文字中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以及自己與記憶的關系。這正是我們倡導的記憶寫作：既是絕對的私人，又是普遍的共享；既是對特定人物的致敬，又是對所有生命的禮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