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少而能力強的人，史上并不少見，趙普便是其中一個。

趙普，北宋開國功臣。趙匡胤還沒當皇帝時，趙普就是他的下屬。北宋建立后，趙普在宋太祖、宋太宗兩兄弟手下幾度做宰相。趙普年輕時讀書不多，所以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但他的處事能力卻是公認的，可以說是個典型的“實操派”。

《續資治通鑒》第七卷提到趙普時，其中一段頗有意思。書中說，趙普“獨相”十年，剛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己任。他曾經推薦一個人擔任某職務，但宋太祖沒有任用。第二天，他再次推薦這個人，宋太祖還是沒理會。次日，他還是奏請此事。宋太祖大發脾氣，直接撕了他的奏章扔在地上。趙普臉色自如，慢慢撿起奏章，回家將它粘貼好，繼續遞交給宋太祖。宋太祖終于醒悟，任用了這個人。后來，事實證明，這個人果然很稱職。還有一個官員，立下了功勞應該提拔，但宋太祖一向討厭此人，就是不給他升官。趙普極力請求宋太祖讓那個人升遷。宋太祖發火了，說：“我就是不給他升官，你能怎么樣？”趙普說：“刑罰用于懲治邪惡，賞賜用于回報功勛。刑罰賞賜是天下的刑罰賞賜，又不是領導您個人的，怎么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專斷呢？”宋太祖不理他，起身就走，趙普緊跟其后。宋太祖進入內宮，趙普就站在門口不肯離去，直到宋太祖終于聽了他的請求。

趙普的“賞罰論”頗有道理。賞罰之事，首先需要確保公正。可以推測，正是因為有“公心”做支撐，趙普才有底氣一而再、再而三地為某個干部說話。否則，換了個“愛惜羽毛”的人，一看領導臉色不對，早就把該說的話吞回去了。而宋太祖以個人心情來影響賞罰結果，對于賞罰制度必然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左傳·昭公五年》有一句話：“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做領導的，在處理賞罰之事時，尤其需要具備公心，不可受私人感情因素影響。既不能因為某人幫了你個人的忙就給他發個獎、評個先，也不能因為某人得罪過你而故意處罰，而應做到“賞不僭而刑不濫”（《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一碗水端平，則一個人不管被賞還是受罰，都能心悅誠服，旁觀者也沒什么異議。否則，賞未必起到了激勵作用，罰也未必能起到震懾效果。

賞罰之事，還需要做到透明。幾千年前的管理專家、名相管仲，對賞罰問題就有自己的見地。《管子·立政》有言：“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做事之前，先要把賞罰標準告訴大家，讓大家心里有數，明白怎么做對自己有利，怎么做對自己不利。趨利避害是人之本能，要求明細了，行為才能對路。北宋的王安石也說過：“是非明而后可以施賞罰。”在進行獎懲之前，要先明辨是非、了解實情，才能保證賞罰到位，達到預期的效果。與王安石同時期的蘇軾則認為：“為國之本，在于明賞罰，辨邪正。”賞罰不明，動搖基礎，隱患不小。賞罰標準不公開，隨意性太大，賞罰便失去了其意義。

賞罰之事，最終需要有效落實。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落地，也只是一紙空文。賞罰制度亦然。相傳為秦末黃石公所作的《素書》，在其《遵義章》有這么一句話：“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領導者對下屬的小功勞視而不見，不加獎勵，下屬便漸漸失去信心與動力，也就立不了更大的功勞了。這就是普遍的人性。如果口惠而實不至，則更將使自己失去信任，沒有人愿意繼續跟著你出力。聰明的領導者，對獎賞是不吝惜的，對懲處也不手軟。隋朝思想家王通說：“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賞罰的作用即在于此。二者還需綜合運用，不可偏廢，正如唐朝文學家元結所言：“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只賞不罰或只罰不賞，效果都不理想。

唐太宗李世民說：“國家綱紀，唯賞與罰。”獎懲機制在管理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今天，懲處方面大家基本可達到共識，但在獎勵制度方面，還存在一些模糊認識。比如，對于評先評優、提拔晉級之類的事，有些地方運用獎勵政策就不理想。除了不看業績看“關系”之類的不正之風，有的領導者不以德才論英雄，無視工作業績，喜歡搞平衡術，為了實現“皆大歡喜”的目標，搞“輪流做莊”這種和稀泥的做法，結果雖然取悅了某些“南郭先生”，卻重重地打擊了真正踏實做事的人。“躺平”現象也因此滋生。在這個問題上，導向一定要鮮明，才能激勵干事創業。若是一味做“好好先生”，便是對事業的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