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綿延千年的文脈，如何在鄉土煙火中生生不息？在閩中腹地的尤溪縣，群山環抱之中，一條強健而豐沛的文化脈絡自唐代以來便悄然生長，歷經宋、元、明、清至今，依然躍動不息。鄭建光的《斯文一脈》正是對這一地方文脈的深刻追尋與記錄，它既是一部地域文化的研究之作，也是一次對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深刻反思。

“斯文”一詞，源自《論語·子罕》中孔子的感嘆：“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這里的“斯文”，指代的正是禮樂制度和文化傳統。朱熹在《四書集注》中闡釋得更為透徹：“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斯文”具有極為豐富的內涵。它既指道德標準，也指禮儀制度，還指文人和文化。鄭建光以“斯文一脈”為書名，正暗示了這條文化血脈在歷史長河中的綿延不斷與傳承有序。

《斯文一脈》的上部“家弦戶誦”聚焦于尤溪的文化淵源，尤其是朱熹誕生以來對這片土地的深遠影響。宋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在尤溪城南誕生，從此開啟了尤溪文化的輝煌時期。

朱熹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巨大的。他不僅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書院教育的積極推動者。他復興白鹿洞書院，親手擬訂《白鹿洞書院揭示》，也成為元、明、清各代書院學規的范本。他在武夷山創辦武夷精舍，著述講學，完成了《易學啟蒙》《孝經刊誤》等重要著作，并正式序定《四書集注》。

《斯文一脈》不僅關注朱熹這樣的文化巨人，也著眼于地方上的普通士人。書中詳細記述了尤溪歷史上第一位進士林積的故事：他在北宋慶歷六年（1046年）登第，打破了尤溪人文默默無聞的歷史。林積的故事尤為人稱道。明代李元綱《厚德錄》記載了林積“拾金不昧”的事跡：他在旅舍發現數百顆北珠，設法歸還失主，并不受酬謝。這種廉潔奉公的品格，正是“斯文”精神的具體體現。

尤溪在南宋之后文風蔚起，“家有弦，戶有誦，科甲聯芳”。許多鄉村都很好地保留了傳統文化根脈，在柴米油鹽的日常煙火里，無不體現出儒家文化的風雅因子。這種文化傳承不是依靠宏大的制度安排，而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點滴實踐。

《斯文一脈》的下部“自在行止”將目光轉向當代，思考文化傳承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鄭建光觀察到：“故土已經老去，一片蒼涼。鄉村期待人才回流，民族復興任重而道遠。”這一觀察觸及了當代中國農村面臨的普遍問題：人口外流，傳統文化式微，鄉村活力下降。面對這些挑戰，作家提出了“阻止荒蕪”的呼吁，希望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挖掘與傳承，為鄉村注入新的精神活力。

書中“修身始于讀書”“腹有詩書氣自華”等章節，強調了讀書修身對于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這種觀點與朱熹的教育思想一脈相承——讀書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更是為了陶冶性情、提升人格。

作為一位長期致力于朱子文化和閩中地域文化研究的學者，鄭建光在這部作品中展現了深厚的學養和文學才華。他運用散文的藝術形式，以歷史批判和文化反思的手法，讓人物圖譜呈現出價值觀念和美學風貌。

《斯文一脈》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著作，它融合了文學抒情與文化思考，既有學術的嚴謹性，又有文學的感染力。作家通過對具有歷史文化內涵的地域性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觀的描寫，展現了尤溪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人文精神。這種寫作方式令人想起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中的研究方法——集文化史、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于一體。作家雖然聚焦于一個小區域，卻能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透過歷史人文和現實生活的表象，把目光聚焦到紛繁復雜世相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內涵上。

《斯文一脈》最終告訴我們：文化傳承不是博物館里的標本陳列，而是活生生的實踐，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無論是朱熹這樣的思想巨人，還是林積這樣的地方士人，抑或是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對傳統文化的持守，都是這條文化血脈得以延續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化與現代化浪潮洶涌的今天，《斯文一脈》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考文化傳承的新視角。它告訴我們，傳統文化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精神家園的根基。只有扎根于傳統文化，同時又面向現代與未來，我們才能在變與不變之間找到平衡，實現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斯文一脈”不僅僅是對尤溪文化傳承的總結，也是對整個中華文化傳承的隱喻。它讓我們看到：文化就像一條河流，從遠古流來，向未來流去，連綿不絕，生生不息。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條河流中的一滴水，承前啟后，繼往開來，負有傳承與創新的雙重責任。

這正是《斯文一脈》最為珍貴的啟示。